第十九章 妓女
第十九章妓女
我们已经看到,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;有人曾说过,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,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。男人出于谨慎,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,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。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:
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;
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,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,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——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——
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,对于这些女人,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。
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,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。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,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,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。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,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,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,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、最完美的关系;同样道理,“无耻女人”这一等级,使“正派女人”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。妓女是替罪羔羊;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,然后将她唾弃。
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,还是非法秘密行娼,都被当做贱民对待。
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,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。马罗在《成年人》中说:
“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,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,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。”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,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,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。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,不许其他男人侵犯;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,’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。在任何情况下,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;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;履行“婚姻义务”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,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。在嫖娼时,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,这种欲望是特定的,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。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,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。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,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,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;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。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,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。
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;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(Lombroso)
的理论,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,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;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,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,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,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;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,有些人还十分聪明。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,使她们深感痛苦。实际上,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,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。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,就会有警察和妓女,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。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,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,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、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。帕朗.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:“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,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。”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,妓女的悲惨故事,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。实际上,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。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,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;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,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。人们经常会问:“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?”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: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?
首先应当注意的是,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。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,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。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,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,打杂女仆、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;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。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,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、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。而且,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;据估计,巴黎的妓女有80%来自外省他乡。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,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,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;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,“道德”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。
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(特别是把处女贞操)罩上多久,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。大量调查认为,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,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。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: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,2人在12岁时,2人在13岁时,6人在14岁时,7人在15岁时,对人在16岁时,19人在17岁时,17人在18岁时,6人在19岁时;其余人在ZI岁以后。因而有5%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。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,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;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。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。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,或者是童年的伙伴;紧接着时常是士兵。工头、男仆和大学生;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、一名建筑师、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。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;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。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,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;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,没有快感。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,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,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、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、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。
我们可以肯定,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;人们很想知道,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;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,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,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。在某些情况下,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,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,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,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,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,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,而模仿妓女。她们浓妆艳抹,和男孩子结交,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。那些仍像个孩子、没有性感、冷漠的女孩子,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;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,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。
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:“门一旦撞开,就很难关上。”然而,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,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。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,和他一起生活;她有“正式”工作;当情人抛弃她时,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。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,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;有时是她的情人——第一个或第二个,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。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;有些家庭,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,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。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;她们先是乞讨为生,后来落入娼门。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,帕朗-杜夏特赖发现,在5000名妓女当中,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,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,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。这是1857年的情况,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。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;它打乱了收支平衡,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。
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在圣拉扎尔监狱,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。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,有的人则更多。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;的确,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。大家都知道,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,娼妓的人数在增加。
有一个妓女用玛丽-泰丽莎这个笔名,在《现代》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:
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。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,他说,“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。”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,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,他是对的。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……我无聊得很,便去上护理课,这是我喜欢的……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,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,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。有一天,一个年轻的小伙子——他很粗鲁也很英俊,走进我的房间,劝我改变生活,和他一起到巴黎去,不要再工作了……一个月来,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。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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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已经看到,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;有人曾说过,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,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。男人出于谨慎,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,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。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:
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;
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,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,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——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——
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,对于这些女人,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。
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,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。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,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,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。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,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,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,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、最完美的关系;同样道理,“无耻女人”这一等级,使“正派女人”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。妓女是替罪羔羊;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,然后将她唾弃。
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,还是非法秘密行娼,都被当做贱民对待。
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,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。马罗在《成年人》中说:
“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,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,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。”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,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,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。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,不许其他男人侵犯;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,’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。在任何情况下,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;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;履行“婚姻义务”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,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。在嫖娼时,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,这种欲望是特定的,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。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,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。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,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,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;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。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,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。
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;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(Lombroso)
的理论,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,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;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,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,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,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;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,有些人还十分聪明。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,使她们深感痛苦。实际上,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,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。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,就会有警察和妓女,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。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,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,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、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。帕朗.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:“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,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。”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,妓女的悲惨故事,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。实际上,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。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,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;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,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。人们经常会问:“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?”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: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?
首先应当注意的是,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。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,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。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,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,打杂女仆、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;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。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,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、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。而且,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;据估计,巴黎的妓女有80%来自外省他乡。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,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,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;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,“道德”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。
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(特别是把处女贞操)罩上多久,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。大量调查认为,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,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。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: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,2人在12岁时,2人在13岁时,6人在14岁时,7人在15岁时,对人在16岁时,19人在17岁时,17人在18岁时,6人在19岁时;其余人在ZI岁以后。因而有5%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。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,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;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。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。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,或者是童年的伙伴;紧接着时常是士兵。工头、男仆和大学生;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、一名建筑师、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。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;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。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,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;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,没有快感。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,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,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、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、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。
我们可以肯定,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;人们很想知道,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;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,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,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。在某些情况下,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,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,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,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,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,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,而模仿妓女。她们浓妆艳抹,和男孩子结交,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。那些仍像个孩子、没有性感、冷漠的女孩子,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;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,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。
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:“门一旦撞开,就很难关上。”然而,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,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。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,和他一起生活;她有“正式”工作;当情人抛弃她时,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。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,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;有时是她的情人——第一个或第二个,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。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;有些家庭,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,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。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;她们先是乞讨为生,后来落入娼门。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,帕朗-杜夏特赖发现,在5000名妓女当中,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,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,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。这是1857年的情况,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。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;它打乱了收支平衡,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。
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在圣拉扎尔监狱,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。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,有的人则更多。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;的确,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。大家都知道,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,娼妓的人数在增加。
有一个妓女用玛丽-泰丽莎这个笔名,在《现代》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:
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。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,他说,“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。”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,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,他是对的。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……我无聊得很,便去上护理课,这是我喜欢的……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,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,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。有一天,一个年轻的小伙子——他很粗鲁也很英俊,走进我的房间,劝我改变生活,和他一起到巴黎去,不要再工作了……一个月来,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。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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