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章 奇葩的大西政权
更让张献忠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,据地称王,兵锋直指北京,帝王大业已见雏形。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“流贼”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。
然而,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,李自成痛定思痛,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提出“杀一人如杀我父,淫一人如淫我母”的鲜明口号,不再骚扰平民百姓,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,凡是带不走的粮食,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。并且,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,而是派官设府,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,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。
仅仅四年,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,成了新“天子”最有优势的候选人,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。现在,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,也不得不开始奉“大顺”正朔。
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“人民之主”?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?
论智力、胆气、武勇,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,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。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,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,没有长性。性格急躁刚烈,作风简单粗暴,只图眼前痛快,缺乏长远打算。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,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“八大王”,还是没有多大长进。
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。等李自成做了皇帝,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。
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,他也知道,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。“亡羊补牢,时犹未晚。”在挥师入川前,他已经下定了“炼炼坐性”而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。
进入四川之后,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。
川兵柔脆,这一路破重庆,据成都,派兵横扫各府、州、县和土司。大都望风而下,“州、县争封府库应伪命”。短短一年之内,除了遵义(时属四川)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,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。
十几年来头一次,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,前无劲敌,后无追兵。真是爽啊!
“咱老子”也该尝尝“抚驭万民”的滋味了。“咱老子”这回学学李自成,稳扎稳打,数年之后,未必天下不姓“张”!想当初,明朝的太祖朱元章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?现在,自己这个前“捕快”、“边兵”也要开创朝代,在史书中再加他个“大西史”!
恰在这时,李自成被清军击败,退出北京。消息传来,张献忠大喜过望。现在,头上这座大山没了,天下重新陷入纷乱,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、清、南明、张四家,自己机会大增,如何不喜!
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,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,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气气。
现在,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,他毫不客气,亲率大军,把马科打了个大败,赶回陕西。这是起兵以来,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火拼。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,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“得胜州”。
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,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,国号大西。因为过去一直奉大顺军名义,一时不好回圜,遂以“大顺”为纪年,改元大顺,张献忠称“大西王”。
成都开始大兴土木,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,以作新朝的王宫。
府中正殿为承天殿,府门外廊为朝房。凋龙绘凤,整饰一新。任命左右丞相、六部尚书,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,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,令率马兵征服山东、辽东、高丽、东洋诸国;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,征讨南省及暹罗、东京、西贡、南洋、斐利该等地;
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,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;
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,招抚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外蒙各地。
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,数百年后,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,同样宣布,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,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,以此类推。
张献忠新衣新帽,端坐殿中,文武百官,叩拜如仪。
张献忠掀髯大笑:“起来吧,龟孙们,弄得还挺像个样哩!”
与大兴土木相配合,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,作为妃子,养在后宫。又阉了一批人,当太监。
接着,又学历朝皇帝,命人们“恭避御讳”,不准人们使用“献”“忠”二字,犯者杀头。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,碑文上的“献”“忠”字样一律铲掉,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。
仪式举行完了,后妃、太监、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了,接下来做些什么呢?毕竟开国了,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,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,那么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“流寇”一样,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。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,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,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。那么,如何治理呢?
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。
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。
正如各种史料所反映的,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,军纪确实相当严明,除了抵抗者之外,并不滥杀无辜。因此,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,生产生活开始恢复,大西国开朝之初,呈现一片兴旺景象。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。
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。马上得天下,不能马上治之。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,举止粗豪,称王之后,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。
但是,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。
一年搞两次科举不说,而且也不考八股文,而是考策论。甚至还规定要多少人参见考试,录取多少人,其中举人多少,进士多少,状元多少。如果不够,还得增补。这就搞出了一个州县一年两个状元的奇闻来,让人啼笑皆非。
一年两次科举,已经不太严肃了,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。
有一次考试,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,评论历朝帝王,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。
作完之后颇为得意,命令广为颁布,让广大读书人学习。
一学之下,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。
而且考试把关不严,许多四六不分、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,平时被人们称为“不通先生”的不学无术之辈,纷纷中了举人、进士,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。
然而,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。
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,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。原来,张献忠命令,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,如果逃避,本人正法,邻里也连坐。
昔日“学而未成”,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“大王”,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,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。
每攻占一座大城,有了休息时间时,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,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。
亲自出题阅卷,品评高下,决定名次。不过考取了,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,给个虚职,并不真正任用,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。
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:既想利用,又十分防范。
如前所述,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,而且深沉狡诈,人莫测其端。
张献忠行军打仗,非常善于用计,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。
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,史称“张献忠用兵最狡”。
如崇祯八年乘元宵节期,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。崇祯十四年,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。
次年,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“铁庐州”等。
张献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,非常善于装神弄鬼。
朱元章自称会观天象,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,而据记载:
张献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,告诉部下说自己能看到天上去,见有弓、箭、刀、矛等物,并谓奉上天之命,不特为中国之皇,且将为普世之帝。
随令百官仰视天空,百官等一无所见。
张献忠又说今日天不清朗,所以你们看不到。况且这种奇景只有我这种上天之子才能看到,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看到,这就是天意啊。
但是,不论如何狡猾,张献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,是来源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权谋文化。
从根本上说,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,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。
他的眼光、胸襟与刘邦、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,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、用人能力、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,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章在出身、经历、喜好,特别是残暴、野蛮、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。然而在学习、用人、战略眼光上,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
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,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,能够不间断地自学,后来不但熟读经史,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。
而张献忠以文盲始,以文盲终,一直到死,也没认住几个大字。
朱元章起兵之初,就怀抱天下之志,每到一地,必先延揽人才,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,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。
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,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。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,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,后期唯知投张所好,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,最终失尽人心。
张献忠在刀枪面前,从来没有眨过眼睛,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。
在他们面前,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。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。
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。此人仪表堂堂,张献忠“一见大悦”,赐赏,又赐宴,欢聚一日。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,将来必然会“辅左圣明,此国运昌明,万年丕休之象”。张献忠十分高兴,“复赐美女十人,甲第一区,家丁二十人”。
第二天,张大受入朝谢恩,报名人报上名来,张献忠听了,忽然皱眉道:“这驴养的,老子爱得他紧,但一见他,心上就爱得过不的。老子有些怕看见他,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,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。”
大臣领命,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。
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。他知道,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。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。这些恪守“三纲五常”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“叛贼”不但反感,而且痛恨。一有可能,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。
所以,在大西国里,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。
在四川科举取士,对他来讲,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,防止他们在地方上“造乱”。所以,考过之后,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,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,写写公文。而且考完之后,不管中与不中,都不许回家。
这样一来,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,脱了儒服,不敢再以书生自居。
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,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。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“坐寇”,开始坐天下之后,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。
历史上的黄巢如是,张献忠也是一样,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:缺乏策略。
开朝之初,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。
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,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,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,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“猴子掰包谷”式的“陷不留守”的战斗,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。
由于信不过读书人,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,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,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。只有成都附近,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。
史书记载:“献忠当时窃据者,川西锦城一区耳。”“献忠拥兵数十万……而其威令所慑服者,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。”这些,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。
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,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“流贼”,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,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。所以,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,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,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,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。
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,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:一个是警察管制,一个是暴力镇压,一个是特务统治。
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。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。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,注重策略,软硬两手一起抓。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。他们迷信“只要有刀枪,没有办不成的事”。
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。如在广元,“城中不论男女老幼,一律入籍,不能遗漏一名”。
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,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:首都成都的四城门,不许擅自出入。凡城里人要出城的,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,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,左右邻居是谁,由某人担保,某日回城。如果到期未回,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,再不回,则取这家人口,不拘老幼,尽行斩杀。城外入城办事者,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。出城时,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,看不清楚,则立刻斩首。
与此同时,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。他派出大量士兵,装成老百姓,游串大街小巷,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,发现有“讪讽新朝”的人,立刻绑走治罪,以致“虽至亲遇于道,不敢相问慰,遥望即各低头去”
欧阳直撰《蜀警录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:
一天夜里,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,女人说他:“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,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!”
第二天,这个男子就被捕了。
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,掀髯大笑,说:“这是说我(张)家长,李自成家短。没事,是良民,放了吧!”
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。
过去,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一贯是“因粮于敌”,“饥则聚掠,饱则弃余,已因之粮,不知积穑,地生之利,未间屯种”。
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,自称开朝,然而,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。
最初,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,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。
于是,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“打粮”。
所谓打粮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抢”,放纵士兵在“帝国”之内强抢。
“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,如一人不回营,领人管队小剥皮,同伴俱斩。”
所打之粮,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,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,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,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。而是见粮就抢,见猪就杀,见人就绑,绑起来用火烧烤,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。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,也“杀而夺之”。
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,张献忠入川后,兵锋所过,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,大片土地撂荒。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,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,“民遂不耕”,田地大片荒芜,百姓益发大量逃亡。
在这样的统治下,“最好的老百姓”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。
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。
在明末诸雄中,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,横行天下,据地开朝,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。
在张军中,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“马七步三”,主力部队“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”,“介马有付,去来如风,一日夜踔数百里”。每到一处,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,其他均不在意。
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,史称:“献(忠)之行兵,其来也,如风雨之骤至,其去,如鬼蜮之难知。故数月间或驰江北,或趋楚豫,蹂躏三省,令官兵追逐不暇,即孙子所云‘出其所不趋,趋其所不意……避实击虚’之法。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。”
速度带来主动,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。张献忠部惯于“以走致敌”。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,在进入四川之前,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,高速度地流动作战。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,从不死攻一城,他们所进攻的地区,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。故能避实就虚,节节取胜。
相比之下,明军则要笨重得多。他们处于明处,每个据点都要驻兵,永远处于守势,战线拉得很长。
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,被起义军拖着走,要围则困不住,要追则追不上,经常处于消极、被动的地位。
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:“前有邵巡抚,常来团传(转)舞;后有廖参军,不战随我行;好个杨阁部,离我三天路。”
然而,据地开国后,形势完全变了。
做了皇帝,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。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,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。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“流贼”,张军声势浩大,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,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,转眼不见踪影。
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,他只能在每府每县,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。甚至有的县,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。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。
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:“贼之得势在流,而贼之失势在止。”这确实是至理之言。
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动,一旦静止下来,由进攻变成防守,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。
过去他主动,敌人被动,现在敌人处处主动,他处处被动。在停止流动之后,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。
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,叱吒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。由于战线越来越长,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。
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,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。
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,齐军从水陆两路同时攻打四川。过于战无不胜来去如风的张军在遇到了气势如虹的齐军先锋,哪怕这些齐军先锋往往都是原来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,也依然毫无意外地节节败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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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,李自成痛定思痛,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提出“杀一人如杀我父,淫一人如淫我母”的鲜明口号,不再骚扰平民百姓,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,凡是带不走的粮食,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。并且,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,而是派官设府,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,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。
仅仅四年,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,成了新“天子”最有优势的候选人,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。现在,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,也不得不开始奉“大顺”正朔。
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“人民之主”?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?
论智力、胆气、武勇,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,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。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,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,没有长性。性格急躁刚烈,作风简单粗暴,只图眼前痛快,缺乏长远打算。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,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“八大王”,还是没有多大长进。
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。等李自成做了皇帝,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。
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,他也知道,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。“亡羊补牢,时犹未晚。”在挥师入川前,他已经下定了“炼炼坐性”而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。
进入四川之后,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。
川兵柔脆,这一路破重庆,据成都,派兵横扫各府、州、县和土司。大都望风而下,“州、县争封府库应伪命”。短短一年之内,除了遵义(时属四川)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,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。
十几年来头一次,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,前无劲敌,后无追兵。真是爽啊!
“咱老子”也该尝尝“抚驭万民”的滋味了。“咱老子”这回学学李自成,稳扎稳打,数年之后,未必天下不姓“张”!想当初,明朝的太祖朱元章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?现在,自己这个前“捕快”、“边兵”也要开创朝代,在史书中再加他个“大西史”!
恰在这时,李自成被清军击败,退出北京。消息传来,张献忠大喜过望。现在,头上这座大山没了,天下重新陷入纷乱,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、清、南明、张四家,自己机会大增,如何不喜!
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,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,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气气。
现在,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,他毫不客气,亲率大军,把马科打了个大败,赶回陕西。这是起兵以来,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火拼。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,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“得胜州”。
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,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,国号大西。因为过去一直奉大顺军名义,一时不好回圜,遂以“大顺”为纪年,改元大顺,张献忠称“大西王”。
成都开始大兴土木,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,以作新朝的王宫。
府中正殿为承天殿,府门外廊为朝房。凋龙绘凤,整饰一新。任命左右丞相、六部尚书,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,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,令率马兵征服山东、辽东、高丽、东洋诸国;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,征讨南省及暹罗、东京、西贡、南洋、斐利该等地;
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,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;
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,招抚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外蒙各地。
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,数百年后,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,同样宣布,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,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,以此类推。
张献忠新衣新帽,端坐殿中,文武百官,叩拜如仪。
张献忠掀髯大笑:“起来吧,龟孙们,弄得还挺像个样哩!”
与大兴土木相配合,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,作为妃子,养在后宫。又阉了一批人,当太监。
接着,又学历朝皇帝,命人们“恭避御讳”,不准人们使用“献”“忠”二字,犯者杀头。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,碑文上的“献”“忠”字样一律铲掉,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。
仪式举行完了,后妃、太监、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了,接下来做些什么呢?毕竟开国了,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,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,那么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“流寇”一样,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。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,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,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。那么,如何治理呢?
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。
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。
正如各种史料所反映的,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,军纪确实相当严明,除了抵抗者之外,并不滥杀无辜。因此,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,生产生活开始恢复,大西国开朝之初,呈现一片兴旺景象。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。
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。马上得天下,不能马上治之。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,举止粗豪,称王之后,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。
但是,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。
一年搞两次科举不说,而且也不考八股文,而是考策论。甚至还规定要多少人参见考试,录取多少人,其中举人多少,进士多少,状元多少。如果不够,还得增补。这就搞出了一个州县一年两个状元的奇闻来,让人啼笑皆非。
一年两次科举,已经不太严肃了,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。
有一次考试,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,评论历朝帝王,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。
作完之后颇为得意,命令广为颁布,让广大读书人学习。
一学之下,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。
而且考试把关不严,许多四六不分、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,平时被人们称为“不通先生”的不学无术之辈,纷纷中了举人、进士,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。
然而,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。
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,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。原来,张献忠命令,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,如果逃避,本人正法,邻里也连坐。
昔日“学而未成”,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“大王”,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,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。
每攻占一座大城,有了休息时间时,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,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。
亲自出题阅卷,品评高下,决定名次。不过考取了,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,给个虚职,并不真正任用,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。
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:既想利用,又十分防范。
如前所述,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,而且深沉狡诈,人莫测其端。
张献忠行军打仗,非常善于用计,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。
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,史称“张献忠用兵最狡”。
如崇祯八年乘元宵节期,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。崇祯十四年,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。
次年,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“铁庐州”等。
张献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,非常善于装神弄鬼。
朱元章自称会观天象,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,而据记载:
张献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,告诉部下说自己能看到天上去,见有弓、箭、刀、矛等物,并谓奉上天之命,不特为中国之皇,且将为普世之帝。
随令百官仰视天空,百官等一无所见。
张献忠又说今日天不清朗,所以你们看不到。况且这种奇景只有我这种上天之子才能看到,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看到,这就是天意啊。
但是,不论如何狡猾,张献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,是来源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权谋文化。
从根本上说,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,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。
他的眼光、胸襟与刘邦、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,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、用人能力、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,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章在出身、经历、喜好,特别是残暴、野蛮、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。然而在学习、用人、战略眼光上,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
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,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,能够不间断地自学,后来不但熟读经史,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。
而张献忠以文盲始,以文盲终,一直到死,也没认住几个大字。
朱元章起兵之初,就怀抱天下之志,每到一地,必先延揽人才,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,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。
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,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。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,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,后期唯知投张所好,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,最终失尽人心。
张献忠在刀枪面前,从来没有眨过眼睛,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。
在他们面前,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。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。
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。此人仪表堂堂,张献忠“一见大悦”,赐赏,又赐宴,欢聚一日。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,将来必然会“辅左圣明,此国运昌明,万年丕休之象”。张献忠十分高兴,“复赐美女十人,甲第一区,家丁二十人”。
第二天,张大受入朝谢恩,报名人报上名来,张献忠听了,忽然皱眉道:“这驴养的,老子爱得他紧,但一见他,心上就爱得过不的。老子有些怕看见他,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,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。”
大臣领命,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。
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。他知道,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。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。这些恪守“三纲五常”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“叛贼”不但反感,而且痛恨。一有可能,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。
所以,在大西国里,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。
在四川科举取士,对他来讲,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,防止他们在地方上“造乱”。所以,考过之后,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,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,写写公文。而且考完之后,不管中与不中,都不许回家。
这样一来,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,脱了儒服,不敢再以书生自居。
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,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。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“坐寇”,开始坐天下之后,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。
历史上的黄巢如是,张献忠也是一样,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:缺乏策略。
开朝之初,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。
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,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,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,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“猴子掰包谷”式的“陷不留守”的战斗,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。
由于信不过读书人,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,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,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。只有成都附近,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。
史书记载:“献忠当时窃据者,川西锦城一区耳。”“献忠拥兵数十万……而其威令所慑服者,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。”这些,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。
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,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“流贼”,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,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。所以,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,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,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,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。
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,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:一个是警察管制,一个是暴力镇压,一个是特务统治。
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。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。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,注重策略,软硬两手一起抓。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。他们迷信“只要有刀枪,没有办不成的事”。
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。如在广元,“城中不论男女老幼,一律入籍,不能遗漏一名”。
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,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:首都成都的四城门,不许擅自出入。凡城里人要出城的,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,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,左右邻居是谁,由某人担保,某日回城。如果到期未回,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,再不回,则取这家人口,不拘老幼,尽行斩杀。城外入城办事者,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。出城时,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,看不清楚,则立刻斩首。
与此同时,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。他派出大量士兵,装成老百姓,游串大街小巷,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,发现有“讪讽新朝”的人,立刻绑走治罪,以致“虽至亲遇于道,不敢相问慰,遥望即各低头去”
欧阳直撰《蜀警录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:
一天夜里,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,女人说他:“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,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!”
第二天,这个男子就被捕了。
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,掀髯大笑,说:“这是说我(张)家长,李自成家短。没事,是良民,放了吧!”
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。
过去,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一贯是“因粮于敌”,“饥则聚掠,饱则弃余,已因之粮,不知积穑,地生之利,未间屯种”。
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,自称开朝,然而,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。
最初,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,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。
于是,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“打粮”。
所谓打粮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抢”,放纵士兵在“帝国”之内强抢。
“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,如一人不回营,领人管队小剥皮,同伴俱斩。”
所打之粮,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,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,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,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。而是见粮就抢,见猪就杀,见人就绑,绑起来用火烧烤,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。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,也“杀而夺之”。
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,张献忠入川后,兵锋所过,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,大片土地撂荒。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,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,“民遂不耕”,田地大片荒芜,百姓益发大量逃亡。
在这样的统治下,“最好的老百姓”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。
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。
在明末诸雄中,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,横行天下,据地开朝,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。
在张军中,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“马七步三”,主力部队“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”,“介马有付,去来如风,一日夜踔数百里”。每到一处,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,其他均不在意。
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,史称:“献(忠)之行兵,其来也,如风雨之骤至,其去,如鬼蜮之难知。故数月间或驰江北,或趋楚豫,蹂躏三省,令官兵追逐不暇,即孙子所云‘出其所不趋,趋其所不意……避实击虚’之法。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。”
速度带来主动,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。张献忠部惯于“以走致敌”。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,在进入四川之前,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,高速度地流动作战。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,从不死攻一城,他们所进攻的地区,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。故能避实就虚,节节取胜。
相比之下,明军则要笨重得多。他们处于明处,每个据点都要驻兵,永远处于守势,战线拉得很长。
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,被起义军拖着走,要围则困不住,要追则追不上,经常处于消极、被动的地位。
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:“前有邵巡抚,常来团传(转)舞;后有廖参军,不战随我行;好个杨阁部,离我三天路。”
然而,据地开国后,形势完全变了。
做了皇帝,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。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,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。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“流贼”,张军声势浩大,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,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,转眼不见踪影。
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,他只能在每府每县,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。甚至有的县,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。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。
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:“贼之得势在流,而贼之失势在止。”这确实是至理之言。
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动,一旦静止下来,由进攻变成防守,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。
过去他主动,敌人被动,现在敌人处处主动,他处处被动。在停止流动之后,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。
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,叱吒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。由于战线越来越长,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。
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,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。
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,齐军从水陆两路同时攻打四川。过于战无不胜来去如风的张军在遇到了气势如虹的齐军先锋,哪怕这些齐军先锋往往都是原来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,也依然毫无意外地节节败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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