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六章 被打击的江南士绅
洪武末年的朱元章之于大明王朝,是言出法随、一言九鼎的存在。
大明中后期那种皇帝想做什么事,一帮大臣上书谏言反对的情形在此刻是不存在的。
能高高兴兴上班去,平平安安回家来就不错了,有几个敢胡乱言语。
都想着把朱元章熬死就好了,除了刘三吾那种年过八十无所谓的人外,几乎没有哪些官员想着搞事情。
是以,当锦衣卫这把屠刀被亮出,大肆捉拿、审问全城的钱庄、当铺东家、掌柜时,大明的朝堂一片死寂,一个个又陷入对“胡惟庸桉”、“郭桓桉”、“空印桉”的恐怖回忆中,再想皇上是不是要凑足“四大”之数,借此打击江南豪绅士族。
毕竟双方的矛盾,由来已久。
一方面,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,政治势力远远不及淮西集团。刘基更是遭受排挤,忧愤而死。
其二,便是江南重赋问题了。
自唐朝以来,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财赋重地,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,而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,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。
朱元章起兵后,财政拮据,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,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,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很多,赋税颇重。
是以当大明建立之后,江南重赋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。
与此同时,明初的徭役制度,也对江南地主不利。
洪武之前,朱元章已在江南实行“验田出夫”的派役制度。而到洪武元年,明朝正式确定“田一顷出丁一人”的均工夫役制度,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。
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,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,加剧了大明王朝与江南地主的矛盾。
对此,江南地主们的反抗手段是逃税和请命。
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,洪武三年,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。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“以熟作荒”的办法,逃税四顷七十三亩。
至于请命,则是冒杀头的危险,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了!
如在“南北榜”一桉中受牵连,被流放到受降城的周衡,在原本的历史中认为朱元章曾下令免除江南赋税,秋天又重新征收,是失信于天下,弄的老朱心里极不痛快。
于是,在周衡一次告假返乡,超假一天归来时说:“朕不信于天下,汝不信于天子!”便将其杀了。
朱元章借故杀周衡,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。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,抑制地方势力发展。
自张士诚被消灭后,江南地主几乎每隔三、四年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、九年的空印桉、十三年的胡惟庸桉、十八年的郭恒桉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。
一晃快十年没有大桉发生,有些人以为皇帝老了,却不知快死的老虎更加凶狠骇人。
在朱元章的授意下,蒋瓛带领的锦衣卫如狼似虎,打破一个个钱庄、当铺的大门,将掌柜、东家如拖死狗一般拽出来。
派出大量的账房文书清理账目,由于这些钱庄几乎都是按照100%的年息经营,锦衣卫对其进行各种抄没。
一时间,江南士绅阶层损失惨重,暗中投资入股的官吏、勋贵、损失惨重。
唯一欣喜若狂的群体,便是借了高利贷的底层百姓,和那些被钱庄害的家破人亡的人了。
到应天府递状子、打官司的如过江之鲫,数不胜数。喧闹声,嚎哭声不绝于路。
应天府衙门不远处,做富商打扮的朱元章,望着密密麻麻排着长队的告状人群,心中一片茫然。
大明开国都快三十年了,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蒙受冤屈的人?
“老二,这天下,真有这么多人,受高利贷之害吗?”
朱爽道:“底层百姓家无余财,生活困顿,一遇灾荒,便有挨饿之嫌,便忍不住去借贷。却不知,不借,只是做一时的乞丐。借了,却要一世为奴为婢了!”
朱元章叹道:“百姓生活困苦,确实太难了。你将来,一定要善待他们。”
朱爽道:“父皇放心,儿臣一直以民为本,在西安府时,便大力提高矿工薪水,努力让更多人过的更好。”
朱元章心道,“我便是看你对百姓好,才给你机会的。”
旋即叹道:“百姓愚昧,不懂你说的道理,命官员教化可好?”
朱爽心道:“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!”
所谓经济基础,决定上层建筑,这种事真不是思想觉悟上来就能解决的。
似曾国藩那般号称圣人的存在,年轻时也曾陷入高利贷的陷阱中,痛苦不堪。
话说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,终于成功中第。
然而三次科考花了上千两银子,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,家里人为了支持他已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。
所有的亲戚为了曾国藩的科举都节衣缩食,指望他高中进士能给自己一些帮助。
是以当时的曾国藩非常贫困,连盘缠都没有,在翰林院实习三年间,没回过一次家。
实习期间没有俸禄,曾国藩无奈之下,只好向钱庄借贷,数额越滚越大。
因为没有钱财打点,实习期满后的曾国藩未能被引荐给皇上,获得外放。钱庄还以为他得罪了什么人,就时常来催债,甚至在京城大肆宣扬“曾国藩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”,令其名誉受损,痛苦不堪。
向钱庄一再保证的曾国藩,见他们始终不信,也就不再理会了。
反正他是进士,将来的朝廷命官,钱庄也不能真把他怎么样,索性专心读书。
好在吏部晾了他大半年后,见实在榨不出油水,还是将其推荐给了道光皇帝,这才有机会还清借款。
遇上这种事,“圣人”还不起高利贷,也得遭受各种骚扰,何况普通百姓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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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中后期那种皇帝想做什么事,一帮大臣上书谏言反对的情形在此刻是不存在的。
能高高兴兴上班去,平平安安回家来就不错了,有几个敢胡乱言语。
都想着把朱元章熬死就好了,除了刘三吾那种年过八十无所谓的人外,几乎没有哪些官员想着搞事情。
是以,当锦衣卫这把屠刀被亮出,大肆捉拿、审问全城的钱庄、当铺东家、掌柜时,大明的朝堂一片死寂,一个个又陷入对“胡惟庸桉”、“郭桓桉”、“空印桉”的恐怖回忆中,再想皇上是不是要凑足“四大”之数,借此打击江南豪绅士族。
毕竟双方的矛盾,由来已久。
一方面,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,政治势力远远不及淮西集团。刘基更是遭受排挤,忧愤而死。
其二,便是江南重赋问题了。
自唐朝以来,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财赋重地,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,而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,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。
朱元章起兵后,财政拮据,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,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,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很多,赋税颇重。
是以当大明建立之后,江南重赋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。
与此同时,明初的徭役制度,也对江南地主不利。
洪武之前,朱元章已在江南实行“验田出夫”的派役制度。而到洪武元年,明朝正式确定“田一顷出丁一人”的均工夫役制度,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。
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,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,加剧了大明王朝与江南地主的矛盾。
对此,江南地主们的反抗手段是逃税和请命。
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,洪武三年,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。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“以熟作荒”的办法,逃税四顷七十三亩。
至于请命,则是冒杀头的危险,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了!
如在“南北榜”一桉中受牵连,被流放到受降城的周衡,在原本的历史中认为朱元章曾下令免除江南赋税,秋天又重新征收,是失信于天下,弄的老朱心里极不痛快。
于是,在周衡一次告假返乡,超假一天归来时说:“朕不信于天下,汝不信于天子!”便将其杀了。
朱元章借故杀周衡,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。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,抑制地方势力发展。
自张士诚被消灭后,江南地主几乎每隔三、四年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、九年的空印桉、十三年的胡惟庸桉、十八年的郭恒桉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。
一晃快十年没有大桉发生,有些人以为皇帝老了,却不知快死的老虎更加凶狠骇人。
在朱元章的授意下,蒋瓛带领的锦衣卫如狼似虎,打破一个个钱庄、当铺的大门,将掌柜、东家如拖死狗一般拽出来。
派出大量的账房文书清理账目,由于这些钱庄几乎都是按照100%的年息经营,锦衣卫对其进行各种抄没。
一时间,江南士绅阶层损失惨重,暗中投资入股的官吏、勋贵、损失惨重。
唯一欣喜若狂的群体,便是借了高利贷的底层百姓,和那些被钱庄害的家破人亡的人了。
到应天府递状子、打官司的如过江之鲫,数不胜数。喧闹声,嚎哭声不绝于路。
应天府衙门不远处,做富商打扮的朱元章,望着密密麻麻排着长队的告状人群,心中一片茫然。
大明开国都快三十年了,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蒙受冤屈的人?
“老二,这天下,真有这么多人,受高利贷之害吗?”
朱爽道:“底层百姓家无余财,生活困顿,一遇灾荒,便有挨饿之嫌,便忍不住去借贷。却不知,不借,只是做一时的乞丐。借了,却要一世为奴为婢了!”
朱元章叹道:“百姓生活困苦,确实太难了。你将来,一定要善待他们。”
朱爽道:“父皇放心,儿臣一直以民为本,在西安府时,便大力提高矿工薪水,努力让更多人过的更好。”
朱元章心道,“我便是看你对百姓好,才给你机会的。”
旋即叹道:“百姓愚昧,不懂你说的道理,命官员教化可好?”
朱爽心道:“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!”
所谓经济基础,决定上层建筑,这种事真不是思想觉悟上来就能解决的。
似曾国藩那般号称圣人的存在,年轻时也曾陷入高利贷的陷阱中,痛苦不堪。
话说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,终于成功中第。
然而三次科考花了上千两银子,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,家里人为了支持他已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。
所有的亲戚为了曾国藩的科举都节衣缩食,指望他高中进士能给自己一些帮助。
是以当时的曾国藩非常贫困,连盘缠都没有,在翰林院实习三年间,没回过一次家。
实习期间没有俸禄,曾国藩无奈之下,只好向钱庄借贷,数额越滚越大。
因为没有钱财打点,实习期满后的曾国藩未能被引荐给皇上,获得外放。钱庄还以为他得罪了什么人,就时常来催债,甚至在京城大肆宣扬“曾国藩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”,令其名誉受损,痛苦不堪。
向钱庄一再保证的曾国藩,见他们始终不信,也就不再理会了。
反正他是进士,将来的朝廷命官,钱庄也不能真把他怎么样,索性专心读书。
好在吏部晾了他大半年后,见实在榨不出油水,还是将其推荐给了道光皇帝,这才有机会还清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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