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章 三次公审
不管怎么说,这场公审,经过两个时辰的漫长拉扯后,终于结束了。几个书办开始互相查阅议事录,而他们向大臣递交的则叫呈文。这是因为议事录是正式会议的记录,验明无误后,所有书办盖印画押,才会形成呈文。于是这层含义就引出了官场那句有名的定律:会议上,书办记事磨笔头儿,大臣议事磨时间。谭云鹤冷着一张脸,将惊堂木狠狠一拍,这次公审,他连证人都没瞧见一个,就被左宝才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,说是议事,议的是什么呢?议论这件通倭的案子,公审之时,是否必须要有李孝先这个人在场!也就是说,在议公审是否合乎规矩!与案情内容相关的,那是一点都没审出来。想到这里,谭云鹤的怒气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猛烈,“立刻吩咐下去!召集全省的大夫给李孝先看病!三日之后的堂审,若他还是不能上堂。我唯你们是问!”
这话是对那群随员和队官喊的,但也借此喧泄出了自己的怒气。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,生病这种事,能不能好,什么时候能好,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。你说的,赵大人?”
左宝才笑眯眯的,望向了右侧案首的赵云安。赵云安回道: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谭云鹤冷哼了一声,“李孝先是这场案情的关键人物,他竟抱着这样的重病,还要去左大人家里拜访。他是朝廷命官,如此大案关头,在私邸待着确实不太妥当。我这就叫人将他接回知府衙门,也好仔细治病,左大人应该没有异议吧?”
“应该的,你安排就是。”
左宝才应了一声,接着又转向俞咨皋,“我听说,俞大人在东阿待了好几天,还很是照顾李孝先的家眷。是这样,李孝先有病在身,难免想念家人,但牵扯到要案,总不能将他送回东阿,俞大人是否方便,这就将李孝先的家人送到这里?有他家人照顾,总好过一些外人,这样一来,他的病情也能快些痊愈。”
说到这里,他又看向谭云鹤,“谭大人,我这话在理吧?”
谭云鹤哪里想到其中的弯弯绕,他只想李孝先能快些入堂,便道:“左大人考虑得周到,俞大人或许应该帮这个忙。”
左宝才笑意更浓了。俞咨皋皱着眉在那沉吟。赵云安接话了,“将李大人家眷送过来,这倒不是什么难事。但合府不少人,在哪里安置也是个问题。知府县衙住着各县的知县,没有空余位置。李大人毕竟只是七品,若将家眷接到巡抚衙门,到底不符合规矩,这样一来,只剩下布政使、按察使和都指挥使衙门……”左宝才眼睛一闪,“特殊时期特殊照应,哪里有那么多规矩可言,现在通倭案子最重要,各处衙门都有要务在身,不便接待外人,就将李大人的家眷接到巡抚衙门吧。”
俞咨皋斩钉截铁地道:“无规矩不成方圆,若非如此,我们刚刚也不必因李大人是否在场这个问题,议论两个时辰之久了。”
左宝才闭住了嘴巴,朝着一旁的季黎递了一个眼神。季黎开口道,“送布政使衙门,我这边职务轻,能帮着照看。”
俞咨皋摇摇头道,“这不妥,通倭案情的疑点之一,就在于通倭是否有主使,现在案子还没开审,李孝先是有一定嫌疑的。知县、知府和布政使是直属上下级,布政使和知府衙门招待都不甚妥当。”
他这番话,直接将季黎和谭云鹤的后话堵死了。这两条路行不通,就只剩下按察使衙门和都指挥使衙门。这两个衙门倒都很适合,尤其是按察使,又名“臬台”,主管一省刑名,按理来说,这件通倭案子本就该由按察使衙门主审。但问题就在田玉生这个人身上。用现在的话说,这人最擅长和稀泥,也最是不粘锅,凡有半点危险的,他都不会碰触,凡有半点利益的,他挤破了头也要往里闯。要他主审案情,摆明了是同时得罪严党和清流,他如何肯干呢?所以,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田玉生身上时,他无奈地站了起来,“真不是不帮你们忙,最近,山东一些县份正在征兵,你们也是知道的,多少人为了免征,五花八门的借口都来了,更有甚者不惜以身犯法,我那衙门牢房都快关满了,人手实在不够,正想找你们借人呢!”
季黎嘴角抽了抽,“行了行了,知道你为难!”
赵云安笑笑,“山东的倭寇基本平息,征兵嘛,在各县份都分派了人手,这样看,就我这边的衙门比较空闲。”
然后转向田玉生,“田大人,你那边缺人手,等散场了,到我这来,我给你人手。”
田玉生连忙道谢。赵云安又道:“李孝先的亲眷接来,便送到都指挥使衙门吧,到北苑,那边清净,也离军务机密的要地远些。这样安排,几位大人以为如何?”
季黎闷闷不说话。谭云鹤冷着脸,知道这话不是在问自己,所以谁也不搭理谁,坐在那里生闷气。“有赵大人帮着安排,我们都放心。”
左宝才笑着,没有丝毫不满的样子,但他心里到底如何想,就没人知道了。或许在他看来,只要将人押送到济南府,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筹谋的。毕竟,整个山东,属他的职务最大,也属他的权力最高。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日,山东通倭案的第一场公审草草收场了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,在请了十余位大夫医治后,李孝先的病情仍旧不见好转,第二场公审只能继续往后拖延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,李孝先病情痊愈,却与家人分隔两地,一个在知府衙门,一群在都指挥使衙门。李孝先数次提出见家人,皆被赵云安拒绝,思劳成疾之下,李孝先又病了。这回,不是风寒,而是心病。俗话说,就是得了失心疯。这些时日,没人知道,知府衙门到底摔碎了多少茶碗,但所有随从仆役,都惴惴不安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三十日,在左宝才和季黎的共同压力下,赵云安迫于无奈,终于安排李孝先与家人见面。李孝先的病情渐渐好转,定在十月一日进行第二次公审。……嘉靖四十年十月一日,第二次公审开始了。这回,于可远和林清修他们依旧没有入堂作证,案情拖在了马保宁身上,正是当初在县衙出堂指证楚彪等人通倭的证人之一,他……突然暴毙而亡了。没人知道马保宁是如何死的,又或许所有人都知道。但没人明面上讲出来。这个证人一死,常育温和楚良立刻翻供了,否认之前在县衙承认的一切罪行。他们咬死是楚彪等几个人私自通倭,自己只犯了失察和怠政的过失。当然,这样的翻供并不能真正为难住在场的诸位大人,五个衙门各自派遣人手,前往东阿县,将当日围困倭寇的衙役和官兵接来,有这些人作证,楚良和常育温的翻供就会显得相当可笑。但这同样需要时间。案情进行到这里,必须先证明翻供无效,才能继续审理下去,轮到于可远他们出场。其实,谁都清楚,诱导常育温和楚良翻供的必定是左宝才,但他拿出怎样的筹码就不得而知了。于可远并没猜错,在稳住李孝先的立场之前,他会千方百计地将公审拖延下去。而现在,距离他自以为的“成功”,又渐渐近了些。因为最近他借助职务之便,连同其他几个省份的同僚,不断往山东都指挥使衙门,也就是赵云安那边派遣差事。譬如,各县皆有谎报,不是难民揭竿而起需要镇压,就是哪里出现倭寇的踪影,甚至连俺答部军队有可能进犯山东的谣言,也要赵云安负责。赵云安很忙,忙得焦头烂额,因为都是分内事,又不好推脱,搞得这几日都指挥使衙门竟然比来了好些县太爷的知府衙门还要忙,迫不得已之下,只能将李孝先的家眷送出都指挥使衙门。这回,左宝才说通了田玉生,将家眷全部送往按察使衙门,并严密看押。这二人沆瀣一气,其实和圈禁在巡抚衙门也没什么两样了。……嘉靖四十年十月五日,第三次公审开始了。东阿县知县李孝先,东阿县县丞王安,东阿县主簿陈世友进了大堂,各自坐在左侧条案旁的小木凳上。他们现在并未论罪,身上还穿着官服,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。右侧条案旁,站着于可远,以及林清修等秀才。两个条案的正中央,几个衙役将常育温和楚良押送了进来。“跪下!”
谭云鹤猛拍惊堂木,然后怒喝一声,宛如惊雷。“咳咳。”
季黎换了个坐姿,虽然职务比谭云鹤大,但这个案子他只是陪审,所以坐在了右案首。轻咳一声将众人目光汇聚过来,然后笑笑,“之前两场公审,都在议章程和规矩,又证伪了常育温和楚良的翻供,但这二人到底有没有罪,有什么样的罪,该怎样罚,这些我们还没认真审过,也未曾上报朝廷。若无明确旨意,他们便只是革员,就算上堂,也要以礼相待。谭大人要他们跪下受审,这似乎不合规矩。”
谭云鹤冷笑了一声,“依季大人的意思,我们今天这场公审,是不是要论一下他们二人该不该跪呢?到最后什么都没议论出来,季大人便要说,咱们不能擅自做主,得向朝廷,向内阁请示,一来一回,第四次公审就要进十一月了。”
季黎很不痛快,“这可不是我说的。”
左宝才摆摆手,“这件事无需议论,常育温和楚良并未定罪,便要以礼相待,赐座吧。”
季黎皱皱眉,望向左宝才,目光中满是不解。上两次公审,你可是千方百计地拖延,这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由头,你又给打死了?哪有这样玩的?季黎当然不知道,左宝才此时将李孝先的家眷握在手里,心里早就有谱,断定李孝先不会反水,自然希望早早结案,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浪费时间。虽然下跪受审没有通过,案情到底是审下去了,谭云鹤也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僵持,顺势道:“两个革员不能同时受审,来人,先将常育温带出去,我们先审楚良!”
常育温被带出去。堂审也正式开始了。“楚良。”
谭云鹤叫他了。“革员在。”
楚良整个身子都挎着,声音也虚弱,看样子没少受暗刑。“上次堂审,你翻供的那些证词,我可是一字一句都记下来了,有那些衙役和官兵的证词,足够推翻你的翻供证词,现已将你在县衙的供词,后来翻供的供词,以及衙役官兵们的证词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内阁,这是罪加一等。你若仍旧死不悔改,继续顾左右而言他,不肯说出实情,那就真的谁也帮不了你。这么多年,朝廷送到东阿县多少抗倭物资,你们剿灭的倭寇却屈指可数,显然通倭是一直有的。哪些官员在给你撑腰,你是怎样向他们行贿的,最好是自己都招认了,我们也好向朝廷,向皇上禀报,以治你的从罪!我的意思,你明白吗?”
谭云鹤这番话,主要突出了“从罪”二字,无非是告诉楚良,只要吐出幕后主使,就能免除大部分罪责。左宝才和李孝先显然也是在楚良身上下过功夫的。“诸位大人,我楚良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主使,是谁在暗中撑腰,这些事情,当初在县衙就已经有了结论,你们若是不信,可以自己去查嘛。”
谭云鹤立刻露出了冷笑,“死不悔改,不可救药!”
楚良:“大人说什么,就是什么吧,您上了那么多暗刑,无非是想我早些招供,但我没什么供可招的。”
堂上一片沉默。谭云鹤突然对堂下大声问道:“证人?叫证人!”
坐在大堂矮几前的书办立刻站了起来,“回知府大人,证人都在这里,不知您喊的是哪一位?”
谭云鹤朝着右侧条案旁瞅了一眼,目光最终落在了穿着布衣的于可远身上,然后道:“是不是有个叫于可远的证人?喊他上来。”
书办指着于可远,“大人喊你呢,上去吧。”
于可远走到大堂中央,朝着上面的诸位大人一拜,就要跪下回话。这时,季黎摆摆手,制止了于可远,“这人问题很大,不能作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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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是对那群随员和队官喊的,但也借此喧泄出了自己的怒气。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,生病这种事,能不能好,什么时候能好,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。你说的,赵大人?”
左宝才笑眯眯的,望向了右侧案首的赵云安。赵云安回道: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谭云鹤冷哼了一声,“李孝先是这场案情的关键人物,他竟抱着这样的重病,还要去左大人家里拜访。他是朝廷命官,如此大案关头,在私邸待着确实不太妥当。我这就叫人将他接回知府衙门,也好仔细治病,左大人应该没有异议吧?”
“应该的,你安排就是。”
左宝才应了一声,接着又转向俞咨皋,“我听说,俞大人在东阿待了好几天,还很是照顾李孝先的家眷。是这样,李孝先有病在身,难免想念家人,但牵扯到要案,总不能将他送回东阿,俞大人是否方便,这就将李孝先的家人送到这里?有他家人照顾,总好过一些外人,这样一来,他的病情也能快些痊愈。”
说到这里,他又看向谭云鹤,“谭大人,我这话在理吧?”
谭云鹤哪里想到其中的弯弯绕,他只想李孝先能快些入堂,便道:“左大人考虑得周到,俞大人或许应该帮这个忙。”
左宝才笑意更浓了。俞咨皋皱着眉在那沉吟。赵云安接话了,“将李大人家眷送过来,这倒不是什么难事。但合府不少人,在哪里安置也是个问题。知府县衙住着各县的知县,没有空余位置。李大人毕竟只是七品,若将家眷接到巡抚衙门,到底不符合规矩,这样一来,只剩下布政使、按察使和都指挥使衙门……”左宝才眼睛一闪,“特殊时期特殊照应,哪里有那么多规矩可言,现在通倭案子最重要,各处衙门都有要务在身,不便接待外人,就将李大人的家眷接到巡抚衙门吧。”
俞咨皋斩钉截铁地道:“无规矩不成方圆,若非如此,我们刚刚也不必因李大人是否在场这个问题,议论两个时辰之久了。”
左宝才闭住了嘴巴,朝着一旁的季黎递了一个眼神。季黎开口道,“送布政使衙门,我这边职务轻,能帮着照看。”
俞咨皋摇摇头道,“这不妥,通倭案情的疑点之一,就在于通倭是否有主使,现在案子还没开审,李孝先是有一定嫌疑的。知县、知府和布政使是直属上下级,布政使和知府衙门招待都不甚妥当。”
他这番话,直接将季黎和谭云鹤的后话堵死了。这两条路行不通,就只剩下按察使衙门和都指挥使衙门。这两个衙门倒都很适合,尤其是按察使,又名“臬台”,主管一省刑名,按理来说,这件通倭案子本就该由按察使衙门主审。但问题就在田玉生这个人身上。用现在的话说,这人最擅长和稀泥,也最是不粘锅,凡有半点危险的,他都不会碰触,凡有半点利益的,他挤破了头也要往里闯。要他主审案情,摆明了是同时得罪严党和清流,他如何肯干呢?所以,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田玉生身上时,他无奈地站了起来,“真不是不帮你们忙,最近,山东一些县份正在征兵,你们也是知道的,多少人为了免征,五花八门的借口都来了,更有甚者不惜以身犯法,我那衙门牢房都快关满了,人手实在不够,正想找你们借人呢!”
季黎嘴角抽了抽,“行了行了,知道你为难!”
赵云安笑笑,“山东的倭寇基本平息,征兵嘛,在各县份都分派了人手,这样看,就我这边的衙门比较空闲。”
然后转向田玉生,“田大人,你那边缺人手,等散场了,到我这来,我给你人手。”
田玉生连忙道谢。赵云安又道:“李孝先的亲眷接来,便送到都指挥使衙门吧,到北苑,那边清净,也离军务机密的要地远些。这样安排,几位大人以为如何?”
季黎闷闷不说话。谭云鹤冷着脸,知道这话不是在问自己,所以谁也不搭理谁,坐在那里生闷气。“有赵大人帮着安排,我们都放心。”
左宝才笑着,没有丝毫不满的样子,但他心里到底如何想,就没人知道了。或许在他看来,只要将人押送到济南府,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筹谋的。毕竟,整个山东,属他的职务最大,也属他的权力最高。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日,山东通倭案的第一场公审草草收场了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,在请了十余位大夫医治后,李孝先的病情仍旧不见好转,第二场公审只能继续往后拖延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,李孝先病情痊愈,却与家人分隔两地,一个在知府衙门,一群在都指挥使衙门。李孝先数次提出见家人,皆被赵云安拒绝,思劳成疾之下,李孝先又病了。这回,不是风寒,而是心病。俗话说,就是得了失心疯。这些时日,没人知道,知府衙门到底摔碎了多少茶碗,但所有随从仆役,都惴惴不安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……嘉靖四十年九月三十日,在左宝才和季黎的共同压力下,赵云安迫于无奈,终于安排李孝先与家人见面。李孝先的病情渐渐好转,定在十月一日进行第二次公审。……嘉靖四十年十月一日,第二次公审开始了。这回,于可远和林清修他们依旧没有入堂作证,案情拖在了马保宁身上,正是当初在县衙出堂指证楚彪等人通倭的证人之一,他……突然暴毙而亡了。没人知道马保宁是如何死的,又或许所有人都知道。但没人明面上讲出来。这个证人一死,常育温和楚良立刻翻供了,否认之前在县衙承认的一切罪行。他们咬死是楚彪等几个人私自通倭,自己只犯了失察和怠政的过失。当然,这样的翻供并不能真正为难住在场的诸位大人,五个衙门各自派遣人手,前往东阿县,将当日围困倭寇的衙役和官兵接来,有这些人作证,楚良和常育温的翻供就会显得相当可笑。但这同样需要时间。案情进行到这里,必须先证明翻供无效,才能继续审理下去,轮到于可远他们出场。其实,谁都清楚,诱导常育温和楚良翻供的必定是左宝才,但他拿出怎样的筹码就不得而知了。于可远并没猜错,在稳住李孝先的立场之前,他会千方百计地将公审拖延下去。而现在,距离他自以为的“成功”,又渐渐近了些。因为最近他借助职务之便,连同其他几个省份的同僚,不断往山东都指挥使衙门,也就是赵云安那边派遣差事。譬如,各县皆有谎报,不是难民揭竿而起需要镇压,就是哪里出现倭寇的踪影,甚至连俺答部军队有可能进犯山东的谣言,也要赵云安负责。赵云安很忙,忙得焦头烂额,因为都是分内事,又不好推脱,搞得这几日都指挥使衙门竟然比来了好些县太爷的知府衙门还要忙,迫不得已之下,只能将李孝先的家眷送出都指挥使衙门。这回,左宝才说通了田玉生,将家眷全部送往按察使衙门,并严密看押。这二人沆瀣一气,其实和圈禁在巡抚衙门也没什么两样了。……嘉靖四十年十月五日,第三次公审开始了。东阿县知县李孝先,东阿县县丞王安,东阿县主簿陈世友进了大堂,各自坐在左侧条案旁的小木凳上。他们现在并未论罪,身上还穿着官服,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。右侧条案旁,站着于可远,以及林清修等秀才。两个条案的正中央,几个衙役将常育温和楚良押送了进来。“跪下!”
谭云鹤猛拍惊堂木,然后怒喝一声,宛如惊雷。“咳咳。”
季黎换了个坐姿,虽然职务比谭云鹤大,但这个案子他只是陪审,所以坐在了右案首。轻咳一声将众人目光汇聚过来,然后笑笑,“之前两场公审,都在议章程和规矩,又证伪了常育温和楚良的翻供,但这二人到底有没有罪,有什么样的罪,该怎样罚,这些我们还没认真审过,也未曾上报朝廷。若无明确旨意,他们便只是革员,就算上堂,也要以礼相待。谭大人要他们跪下受审,这似乎不合规矩。”
谭云鹤冷笑了一声,“依季大人的意思,我们今天这场公审,是不是要论一下他们二人该不该跪呢?到最后什么都没议论出来,季大人便要说,咱们不能擅自做主,得向朝廷,向内阁请示,一来一回,第四次公审就要进十一月了。”
季黎很不痛快,“这可不是我说的。”
左宝才摆摆手,“这件事无需议论,常育温和楚良并未定罪,便要以礼相待,赐座吧。”
季黎皱皱眉,望向左宝才,目光中满是不解。上两次公审,你可是千方百计地拖延,这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由头,你又给打死了?哪有这样玩的?季黎当然不知道,左宝才此时将李孝先的家眷握在手里,心里早就有谱,断定李孝先不会反水,自然希望早早结案,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浪费时间。虽然下跪受审没有通过,案情到底是审下去了,谭云鹤也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僵持,顺势道:“两个革员不能同时受审,来人,先将常育温带出去,我们先审楚良!”
常育温被带出去。堂审也正式开始了。“楚良。”
谭云鹤叫他了。“革员在。”
楚良整个身子都挎着,声音也虚弱,看样子没少受暗刑。“上次堂审,你翻供的那些证词,我可是一字一句都记下来了,有那些衙役和官兵的证词,足够推翻你的翻供证词,现已将你在县衙的供词,后来翻供的供词,以及衙役官兵们的证词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内阁,这是罪加一等。你若仍旧死不悔改,继续顾左右而言他,不肯说出实情,那就真的谁也帮不了你。这么多年,朝廷送到东阿县多少抗倭物资,你们剿灭的倭寇却屈指可数,显然通倭是一直有的。哪些官员在给你撑腰,你是怎样向他们行贿的,最好是自己都招认了,我们也好向朝廷,向皇上禀报,以治你的从罪!我的意思,你明白吗?”
谭云鹤这番话,主要突出了“从罪”二字,无非是告诉楚良,只要吐出幕后主使,就能免除大部分罪责。左宝才和李孝先显然也是在楚良身上下过功夫的。“诸位大人,我楚良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主使,是谁在暗中撑腰,这些事情,当初在县衙就已经有了结论,你们若是不信,可以自己去查嘛。”
谭云鹤立刻露出了冷笑,“死不悔改,不可救药!”
楚良:“大人说什么,就是什么吧,您上了那么多暗刑,无非是想我早些招供,但我没什么供可招的。”
堂上一片沉默。谭云鹤突然对堂下大声问道:“证人?叫证人!”
坐在大堂矮几前的书办立刻站了起来,“回知府大人,证人都在这里,不知您喊的是哪一位?”
谭云鹤朝着右侧条案旁瞅了一眼,目光最终落在了穿着布衣的于可远身上,然后道:“是不是有个叫于可远的证人?喊他上来。”
书办指着于可远,“大人喊你呢,上去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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