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三节大势二
1909年8月一连爆发于南北数地的大战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局势。消息根本无法掩藏,满清朝廷以及各国驻华使节们已经明白,中国已经变天了。
先说满清政府。
山东战役大败,荫昌自杀,袁世凯率残兵退回衡水,立即震动了京师,京师的旗人们哭声一片,覆灭于武定府林家桥一带的第一镇官兵多旗人,这个排名第一的镇台也有旗镇之称,其统制官一般都是满清贵族,如凤山、铁良都担任过该镇统制。这是一支满清朝廷最信赖的武装,也是唯一的“国族”武装,“旗镇”覆灭于山东带给京师的震动可想而知,内城几乎家家戴孝,户户哭声(其实大部分旗兵只是做了山东七师的俘虏而已),愤怒的旗人冲击荫昌的府邸,认为是这个丢失了满人习俗的混蛋害了上万国族子弟。幸亏中枢早有预料,派了重兵保卫荫昌的家——这是必须的,荫昌无能是事实,但他已经自尽殉国,如果再辱及家族,以后谁还为朝廷拼命?接着又出现旗人“请愿”朝廷,要求严惩袁世凯,将其凌迟处死。旗人们认为是袁世凯“出卖”了第一镇,好为他篡夺大清江山铺路。其实这是冤枉袁世凯,篡夺大清的另有其人,却不是袁世凯。德州一战差不多打塌了袁世凯的脊梁骨,即使想着篡权,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。
紧跟着传来锦州战败的消息,段祺瑞、良弼带残兵逃回京师。这下好,连退回祖先发迹之地的可能也没有了,摄政王为之去太庙哭灵。之前奉天二十镇生变,朝廷还存了夺回奉天的念想,现在第六镇也完了,奉天怕是彻底丢了,那里有皇宫及太祖、太宗的陵寝,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便是做样子也要到太庙苦上几嗓子的。
京师众多的报纸在报道了绵延全国的战局后得到警告。不准再报道战事了。导致后来数日有几张报纸头版开了“天窗”,习惯于读报的京师民众猜也猜到了其中的含义,更觉恐慌。而在民政部任职主管京师治安的赵秉均(袁世凯嫡系)派遣警员密探梭巡于茶馆酒肆等人员集中容易散布谣言的地方,很是抓了些传播小道消息的民众。这个行动更带来了本来就很严重的恐慌。
其实,就心理学而言,未知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。清廷为了稳定民心军心采取的措施并未收到效果,京师的恐慌情绪更加蔓延,表现在房价狠跌,金银等硬通货价格直线上涨。进入9月,出现了大批官员辞官告假的现象,很多中下层官吏变卖房屋,跑到山西、陕西一带投亲靠友了。
京师的百姓们在一夜之间似乎改变了生活习惯,连走路的频率都大不一样了。世面萧条了许多。昔日热闹非凡的茶馆酒肆戏园子都少有顾客,前门外八大胡同都人迹寥寥了。
尽管赵秉均严厉打击造谣者,各种谣言还是满天飞,有说袁世凯已经自杀身亡的,也有说袁世凯已经带北洋三镇投降了蒙山军的。对于南方的关注减少了。百姓们更多顾及眼前的巨变,大清朝真的要完了吗?
中枢的气氛更为紧张。愤怒、恐惧都不济事了,局势再恶化,也要面对不是?袁世凯停在保定拒绝进京,理由是病了,这让本来就惶恐无主的中枢更加慌乱。连日里载沣召集重臣商议,议来议去。竟议出一个与蒙山军议和的决意来。
这个主意,还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出的,“立宪为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方,亦为中国大多数有识之士所公认。中国的内战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,朝廷可择一重臣,由本使亲自出面会晤龙谦将军。如能达成和议,朝廷保留君主地位,由包括蒙山军在内的国内各派势力与朝廷协商制定宪法,选举产生内阁,以施行政。似为目前最妥善之办法。”
这是朱尔典给摄政王载沣的书信,代表了英国的立场。
日本政府随即表示支持英国政府的建议。显然,英国人做了日本人的工作。日本政府因一场日俄战争,搞的快破产了,欠了英美的巨额债务,又从俄国人手里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,只能听英国人的。当然,日本不希望蒙山军执掌大权,在山海关事件里,日本仇视蒙山军的态度已经彰显无遗。
朱尔典并未像别的事件发生一样去征求俄、法、美、德等国的意见。他知道,至少美国人和德国人是乐于看到蒙山军的彻底胜利的。
载沣只能接受这个建议。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了。龙谦在广州发出“勘电”,已经声明了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了,共和之下,哪里还有朝廷的地位?立宪则不同,至少还可以向英国一样保留皇位,永享尊荣。
中枢当然不愿意像英国皇室一样失去统治权。但盘点力量,即便满清权贵们再狂妄无知,也知道没法子打下去了。德州战役结束,接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端方即启程去了衡水,会晤了袁世凯,实地查看了撤下来的北洋三镇。回来报告载沣,没法子打了,且不说部队损失多大,关键是北洋诸将自袁世凯之下都心无战意!端方不无忧虑地说,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蒙山军进兵直隶,而是蒙山军招降北洋了!若是龙谦给他们出路,我担心他们会倒戈相向。
向谁?自然是朝廷。就凭留在京师的一个混成协加第一镇的一个步标,真挡不住北洋兵的反攻。何况,那两支部队跟北洋本属一脉,靠他们拱卫京师?难!
载沣知道,端方所说确系实情。袁世凯不来京师,可以说是没脸来京师,也可以说是心生别念。端方回京时,袁世凯确实病着——累病了。端方带回来一份袁世凯亲笔写就的谢罪折子,说自己辜负了朝廷的厚望,导致局势恶化至斯,请求朝廷治罪。
朝廷怎么治他的罪?就算北洋三镇在德州城下伤筋动骨了,那也是一支足以左右京师局势的力量,朝廷只能抚慰,不能治罪。
袁世凯不来京师,但段祺瑞来了。同时还带回来数千残兵。留在通州舐舔伤口。段祺瑞向端方汇报了锦州战役的过程,同时递上了一份辞呈。端方当然没有接,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,端方当即咨询段氏对局势的看法。段祺瑞直言不讳,立即派重臣去湖南找龙谦谈吧,打是打不下去了。
谈是要谈的,但端方担心停在山海关的鲁山大军。日本人帮了段祺瑞的忙,挡路让段氏逃出生天,但如果鲁山不管日本人的阻拦冲入关内呢?或者绕道入关呢?段祺瑞说入关是肯定的,那就是一帮土匪,懂什么国际关系?日本人就那么一点兵,不过是做个样子。鲁山真要入关,日本是不会打的。
端方也这样认为。他是满清贵族里少有的目光远大之士。日本要想与蒙山军开战,至少得动员四五个师团吧?这场战争需不需要准备?而且,日本凭什么替满清出力?朝廷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?
端方没有挽留住段祺瑞,段祺瑞交卸了兵权,躲回家了。干脆连衡水也没去。
名义上负责全**事的端方反复盘点,确认实在无力打下去了。跟段祺瑞逃回关内的良弼提出了另一种可能,龙谦的蒙山军诸将出身低微,会不会在大变临头对龙谦心生他念?比如关外鲁山,跟龙谦断绝关系数年了,手握雄兵,如果朝廷许以厚利。会不会有变化?端方苦笑,换做你会生二心吗?朝廷给鲁山什么位子?封王?焉知龙谦不会给鲁山封王?你这就是妄想。
既然不能打,那就只能谈了。有英国人出面,龙谦不能不重视。但眼下去山东谈还是去湖南谈?载沣坚持必须找龙谦本人,这种事别人怕是做不了主,便是陈超也不能替龙谦做主。而且要快。长沙生变,正在调武昌的第九镇也不稳,如果龙谦打下武昌,更不会跟我们谈了!
谁去谈?想来想去,想好两个人选。徐世昌和良弼。一文一武,加上一个外国公使,应该可以了。
徐世昌刚从衡水探视袁世凯回来,就被载沣召入大内,委任他为正使,立即与良弼动身,坐火车去汉口,然后去长沙见龙谦和谈。
徐世昌无法推却,更主要的是老袁也有此意。老袁对徐世昌说,眼下最关键的是时间,德州战役时时间在他们一边,现在则在我们一边了。拖则生变,谈是目前唯一的可行之策了。
谈判就要确定底线。这个底线就是保留皇室!实施宪政可以,龙谦组阁也可以,但他要搞共和则不行,他要当皇帝更是免谈!那样的话,只能打到底了!
有没有打的本钱且不论,态度必须有。
良弼默然,徐世昌另有想法,也不反对。于是,向湖广总督瑞澂发出电报后,约了朱尔典公使,于9月1日启程,乘火车赶往汉口。
再说武昌。连日里与大员们商议武昌守卫方案,瑞澂总督已是热锅上的蚂蚁。按照已到武昌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意见,武昌简直就没法子守卫。因为第八镇在长沙的失败,失去了从容部署的时间。按说应当布防蒲圻、咸宁的,特别是两地之间的汀泗桥天险,是必守之地。但现在完全来不及了,或许没等部队运动上去,蒙山军就冲过来了。为今之计,只能布防于城南,盘算兵力,不过是聊尽人事罢了。
第九镇名气不次于第八镇,该镇号称南洋新军。辖十七、十八两协,三十三~三十六四标及配属的炮、骑、工、辎部队。接到陆军部命令,自江宁、镇江一带登船,船运武昌,准备抵抗蒙山军南方军向武昌的进军。这是清廷在江南的最大一支成建制正规军了,在第八镇长沙溃败后,唯一依靠的也就是这支部队了。
之前陆军部就有调集第九镇至武昌的方案,这次长江运兵,算是满清最后一次水路大运兵,算起来还是干的比较利索,当然,多亏有萨镇冰海军舰队的全力协助。
瑞澂、张彪及载涛等人将第九镇视为救命稻草,谁知道第九镇与第八镇一样,内部都有很大的问题。这一点瑞澂等人不清楚,但许绍桢完全清楚。
自第九镇成立,赵声、倪映典、柏文慰、熊成基、林述庆等革命党先后在军中任职。尤其是赵声,曾担任三十三标标统,在第九镇有着极高的声望。因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查处,赵声等人先后离开了第九镇。但下层官兵倾向革命,排满情绪极为强烈,是在政治上倾向同盟会的武装。比起第八镇来,这个第九镇还有个特点就是仇视蒙山军。
为什么会仇视蒙山军?因为赵声。赵声在灵山之战死于蒙山军之手,消息传回镇江,三十四标二营营长林述庆十分悲痛,发誓要为赵声报仇。这次第九镇调武昌,林述庆及串联三十四标同党,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湖北新军战前举事,夺取军权后与蒙山军死战,为赵声报仇。
林述庆说,龙谦昨日效忠清廷镇压革命,今日又举兵反清,实乃反复无常之小人,革命事业决不能落入此人之手,我等务必抓住机会,举兵起义,然后以武昌为根据,北击清廷,南征龙谦,建立民国大业。
这不是不自量力吗?林述庆不过是一个营长,就算将第九镇全部掌握,在蒙山军与清廷的大决战中,投靠一方是唯一选择,岂有两面为敌者?但林述庆就是这么想的,也就是这么做的。而且,林述庆的主张还真就获得了大批拥趸,放眼天下,目无余子。
为什么要等到武昌再动?因为到了武昌才会将弹药发下来。之前,清廷担心第九镇不稳,将子弹炮弹彻底收缴,林述庆只能在到了武昌后发动了。
龙谦在长沙谋划全国,谭人凤、宋教仁在联络湖北新军举事。清廷派出特使在英国公使的陪同下谋求和谈,武昌之变就在林述庆一个营长的策划下发动了。
1909年这个炎热的夏季,处处透着诡异,令后世读史者深感兴趣并感慨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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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满清政府。
山东战役大败,荫昌自杀,袁世凯率残兵退回衡水,立即震动了京师,京师的旗人们哭声一片,覆灭于武定府林家桥一带的第一镇官兵多旗人,这个排名第一的镇台也有旗镇之称,其统制官一般都是满清贵族,如凤山、铁良都担任过该镇统制。这是一支满清朝廷最信赖的武装,也是唯一的“国族”武装,“旗镇”覆灭于山东带给京师的震动可想而知,内城几乎家家戴孝,户户哭声(其实大部分旗兵只是做了山东七师的俘虏而已),愤怒的旗人冲击荫昌的府邸,认为是这个丢失了满人习俗的混蛋害了上万国族子弟。幸亏中枢早有预料,派了重兵保卫荫昌的家——这是必须的,荫昌无能是事实,但他已经自尽殉国,如果再辱及家族,以后谁还为朝廷拼命?接着又出现旗人“请愿”朝廷,要求严惩袁世凯,将其凌迟处死。旗人们认为是袁世凯“出卖”了第一镇,好为他篡夺大清江山铺路。其实这是冤枉袁世凯,篡夺大清的另有其人,却不是袁世凯。德州一战差不多打塌了袁世凯的脊梁骨,即使想着篡权,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。
紧跟着传来锦州战败的消息,段祺瑞、良弼带残兵逃回京师。这下好,连退回祖先发迹之地的可能也没有了,摄政王为之去太庙哭灵。之前奉天二十镇生变,朝廷还存了夺回奉天的念想,现在第六镇也完了,奉天怕是彻底丢了,那里有皇宫及太祖、太宗的陵寝,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便是做样子也要到太庙苦上几嗓子的。
京师众多的报纸在报道了绵延全国的战局后得到警告。不准再报道战事了。导致后来数日有几张报纸头版开了“天窗”,习惯于读报的京师民众猜也猜到了其中的含义,更觉恐慌。而在民政部任职主管京师治安的赵秉均(袁世凯嫡系)派遣警员密探梭巡于茶馆酒肆等人员集中容易散布谣言的地方,很是抓了些传播小道消息的民众。这个行动更带来了本来就很严重的恐慌。
其实,就心理学而言,未知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。清廷为了稳定民心军心采取的措施并未收到效果,京师的恐慌情绪更加蔓延,表现在房价狠跌,金银等硬通货价格直线上涨。进入9月,出现了大批官员辞官告假的现象,很多中下层官吏变卖房屋,跑到山西、陕西一带投亲靠友了。
京师的百姓们在一夜之间似乎改变了生活习惯,连走路的频率都大不一样了。世面萧条了许多。昔日热闹非凡的茶馆酒肆戏园子都少有顾客,前门外八大胡同都人迹寥寥了。
尽管赵秉均严厉打击造谣者,各种谣言还是满天飞,有说袁世凯已经自杀身亡的,也有说袁世凯已经带北洋三镇投降了蒙山军的。对于南方的关注减少了。百姓们更多顾及眼前的巨变,大清朝真的要完了吗?
中枢的气氛更为紧张。愤怒、恐惧都不济事了,局势再恶化,也要面对不是?袁世凯停在保定拒绝进京,理由是病了,这让本来就惶恐无主的中枢更加慌乱。连日里载沣召集重臣商议,议来议去。竟议出一个与蒙山军议和的决意来。
这个主意,还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出的,“立宪为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方,亦为中国大多数有识之士所公认。中国的内战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,朝廷可择一重臣,由本使亲自出面会晤龙谦将军。如能达成和议,朝廷保留君主地位,由包括蒙山军在内的国内各派势力与朝廷协商制定宪法,选举产生内阁,以施行政。似为目前最妥善之办法。”
这是朱尔典给摄政王载沣的书信,代表了英国的立场。
日本政府随即表示支持英国政府的建议。显然,英国人做了日本人的工作。日本政府因一场日俄战争,搞的快破产了,欠了英美的巨额债务,又从俄国人手里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,只能听英国人的。当然,日本不希望蒙山军执掌大权,在山海关事件里,日本仇视蒙山军的态度已经彰显无遗。
朱尔典并未像别的事件发生一样去征求俄、法、美、德等国的意见。他知道,至少美国人和德国人是乐于看到蒙山军的彻底胜利的。
载沣只能接受这个建议。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了。龙谦在广州发出“勘电”,已经声明了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了,共和之下,哪里还有朝廷的地位?立宪则不同,至少还可以向英国一样保留皇位,永享尊荣。
中枢当然不愿意像英国皇室一样失去统治权。但盘点力量,即便满清权贵们再狂妄无知,也知道没法子打下去了。德州战役结束,接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端方即启程去了衡水,会晤了袁世凯,实地查看了撤下来的北洋三镇。回来报告载沣,没法子打了,且不说部队损失多大,关键是北洋诸将自袁世凯之下都心无战意!端方不无忧虑地说,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蒙山军进兵直隶,而是蒙山军招降北洋了!若是龙谦给他们出路,我担心他们会倒戈相向。
向谁?自然是朝廷。就凭留在京师的一个混成协加第一镇的一个步标,真挡不住北洋兵的反攻。何况,那两支部队跟北洋本属一脉,靠他们拱卫京师?难!
载沣知道,端方所说确系实情。袁世凯不来京师,可以说是没脸来京师,也可以说是心生别念。端方回京时,袁世凯确实病着——累病了。端方带回来一份袁世凯亲笔写就的谢罪折子,说自己辜负了朝廷的厚望,导致局势恶化至斯,请求朝廷治罪。
朝廷怎么治他的罪?就算北洋三镇在德州城下伤筋动骨了,那也是一支足以左右京师局势的力量,朝廷只能抚慰,不能治罪。
袁世凯不来京师,但段祺瑞来了。同时还带回来数千残兵。留在通州舐舔伤口。段祺瑞向端方汇报了锦州战役的过程,同时递上了一份辞呈。端方当然没有接,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,端方当即咨询段氏对局势的看法。段祺瑞直言不讳,立即派重臣去湖南找龙谦谈吧,打是打不下去了。
谈是要谈的,但端方担心停在山海关的鲁山大军。日本人帮了段祺瑞的忙,挡路让段氏逃出生天,但如果鲁山不管日本人的阻拦冲入关内呢?或者绕道入关呢?段祺瑞说入关是肯定的,那就是一帮土匪,懂什么国际关系?日本人就那么一点兵,不过是做个样子。鲁山真要入关,日本是不会打的。
端方也这样认为。他是满清贵族里少有的目光远大之士。日本要想与蒙山军开战,至少得动员四五个师团吧?这场战争需不需要准备?而且,日本凭什么替满清出力?朝廷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?
端方没有挽留住段祺瑞,段祺瑞交卸了兵权,躲回家了。干脆连衡水也没去。
名义上负责全**事的端方反复盘点,确认实在无力打下去了。跟段祺瑞逃回关内的良弼提出了另一种可能,龙谦的蒙山军诸将出身低微,会不会在大变临头对龙谦心生他念?比如关外鲁山,跟龙谦断绝关系数年了,手握雄兵,如果朝廷许以厚利。会不会有变化?端方苦笑,换做你会生二心吗?朝廷给鲁山什么位子?封王?焉知龙谦不会给鲁山封王?你这就是妄想。
既然不能打,那就只能谈了。有英国人出面,龙谦不能不重视。但眼下去山东谈还是去湖南谈?载沣坚持必须找龙谦本人,这种事别人怕是做不了主,便是陈超也不能替龙谦做主。而且要快。长沙生变,正在调武昌的第九镇也不稳,如果龙谦打下武昌,更不会跟我们谈了!
谁去谈?想来想去,想好两个人选。徐世昌和良弼。一文一武,加上一个外国公使,应该可以了。
徐世昌刚从衡水探视袁世凯回来,就被载沣召入大内,委任他为正使,立即与良弼动身,坐火车去汉口,然后去长沙见龙谦和谈。
徐世昌无法推却,更主要的是老袁也有此意。老袁对徐世昌说,眼下最关键的是时间,德州战役时时间在他们一边,现在则在我们一边了。拖则生变,谈是目前唯一的可行之策了。
谈判就要确定底线。这个底线就是保留皇室!实施宪政可以,龙谦组阁也可以,但他要搞共和则不行,他要当皇帝更是免谈!那样的话,只能打到底了!
有没有打的本钱且不论,态度必须有。
良弼默然,徐世昌另有想法,也不反对。于是,向湖广总督瑞澂发出电报后,约了朱尔典公使,于9月1日启程,乘火车赶往汉口。
再说武昌。连日里与大员们商议武昌守卫方案,瑞澂总督已是热锅上的蚂蚁。按照已到武昌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意见,武昌简直就没法子守卫。因为第八镇在长沙的失败,失去了从容部署的时间。按说应当布防蒲圻、咸宁的,特别是两地之间的汀泗桥天险,是必守之地。但现在完全来不及了,或许没等部队运动上去,蒙山军就冲过来了。为今之计,只能布防于城南,盘算兵力,不过是聊尽人事罢了。
第九镇名气不次于第八镇,该镇号称南洋新军。辖十七、十八两协,三十三~三十六四标及配属的炮、骑、工、辎部队。接到陆军部命令,自江宁、镇江一带登船,船运武昌,准备抵抗蒙山军南方军向武昌的进军。这是清廷在江南的最大一支成建制正规军了,在第八镇长沙溃败后,唯一依靠的也就是这支部队了。
之前陆军部就有调集第九镇至武昌的方案,这次长江运兵,算是满清最后一次水路大运兵,算起来还是干的比较利索,当然,多亏有萨镇冰海军舰队的全力协助。
瑞澂、张彪及载涛等人将第九镇视为救命稻草,谁知道第九镇与第八镇一样,内部都有很大的问题。这一点瑞澂等人不清楚,但许绍桢完全清楚。
自第九镇成立,赵声、倪映典、柏文慰、熊成基、林述庆等革命党先后在军中任职。尤其是赵声,曾担任三十三标标统,在第九镇有着极高的声望。因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查处,赵声等人先后离开了第九镇。但下层官兵倾向革命,排满情绪极为强烈,是在政治上倾向同盟会的武装。比起第八镇来,这个第九镇还有个特点就是仇视蒙山军。
为什么会仇视蒙山军?因为赵声。赵声在灵山之战死于蒙山军之手,消息传回镇江,三十四标二营营长林述庆十分悲痛,发誓要为赵声报仇。这次第九镇调武昌,林述庆及串联三十四标同党,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湖北新军战前举事,夺取军权后与蒙山军死战,为赵声报仇。
林述庆说,龙谦昨日效忠清廷镇压革命,今日又举兵反清,实乃反复无常之小人,革命事业决不能落入此人之手,我等务必抓住机会,举兵起义,然后以武昌为根据,北击清廷,南征龙谦,建立民国大业。
这不是不自量力吗?林述庆不过是一个营长,就算将第九镇全部掌握,在蒙山军与清廷的大决战中,投靠一方是唯一选择,岂有两面为敌者?但林述庆就是这么想的,也就是这么做的。而且,林述庆的主张还真就获得了大批拥趸,放眼天下,目无余子。
为什么要等到武昌再动?因为到了武昌才会将弹药发下来。之前,清廷担心第九镇不稳,将子弹炮弹彻底收缴,林述庆只能在到了武昌后发动了。
龙谦在长沙谋划全国,谭人凤、宋教仁在联络湖北新军举事。清廷派出特使在英国公使的陪同下谋求和谈,武昌之变就在林述庆一个营长的策划下发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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