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3.孙宁陆云凤番外
你是夏日繁花!
2010年6月3号,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,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,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,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,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,坐在了我的对面。那一天,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。
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,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,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,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,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。
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,但是努力了几秒钟,不得不放弃。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,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。
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,必要场合,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。我们在一起七年,每次在谈论结婚时,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。她想要孩子,我不想。
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,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:“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,你一定要明白,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。”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,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。
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,我不想要孩子,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。
有很多次,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。虽然我不想要孩子,但是我得结婚。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,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,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,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。
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,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,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。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,是因为没有时间。
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,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,如果分手,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,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,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。毕竟我任职国企,她是公务员,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。
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,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,我抬头,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。我问她笑什么,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。
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,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,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。
不过初中过后,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,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:“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,人一天天老下去,奢望也一天天消失,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,什么也锤不了我。”
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,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,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,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。
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,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;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,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。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,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,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。
“请问这趟车去哪儿?”
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,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。
“布鲁塞尔、欧盟总部。”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,很明显,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,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,到了这个年纪,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,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。
“布鲁塞尔。”她重复道,接着问我:“你去工作?”
我摇了摇头,“随便走走。”
“那咱俩差不多。”她说。
我笑,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,她才会这样问,不过她到底厚道,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,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,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。
“布鲁塞尔不大,但是很有意思。除了撒尿小童、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,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。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,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。
“我知道天鹅咖啡馆,马克思写《□□宣言》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我又笑,因为她的气质、打扮,实在跟马克思和《□□宣言》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但我很快又意识到,这是偏见。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,而我这种人,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。
“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?”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。
“我以为你是。”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。
我一愣,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。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,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,当时匆忙套上,没有留意过图案。
我脱下外套,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,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,于是重新穿在身上。
我衣服还没穿好,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,小声说道:“检票的来了。”
我回头一看,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,开始查看乘客车票。
“你没票?”我问红衣女人。
她摇头,“嗯。”
“可以补。”
“我没带护照。”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,我没听清楚,又问了一遍。她趴在桌子上,身体前倾,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,又轻轻说了一遍,“我没带护照。快,帮我!”
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,我已经开始骂人了,出门不带护照,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。
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,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:“怎么帮?”
“坐到我这边来,假装在吻我!”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,取下墨镜,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。
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,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,我动摇了。那张脸不施粉黛,也不再年轻,但却意外的好看。妩媚中带着英气,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。事实上,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。
我起身移到她旁边,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。
“快点!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!”她说着拽我坐下来,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。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,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,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。
“你确定这样可以?”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,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。
“一定可以!这里是法国,即使世界大战,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。”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,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。
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,低头靠近她,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,是某种危险的预感。
多年来,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,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,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。
好笑的是,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。很久以前,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,她说我薄情寡义,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。
“就算你不喜欢她,但是她那么喜欢你,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,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。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,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,这就是你!”方果儿这样控诉我。
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,我跟方果儿说,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,你最好不要后悔。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!
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,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,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,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,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,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。
“再近点!”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,是惯于命令的语气,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,完全是在利用我。
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,右手穿过她的长发,捂着她的半年脸颊,同时靠近她,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。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,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。
“你手放开点,憋死我了。”她抱怨,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。
“别说话!人过来了。”我闭着嘴,嘟囔了几个字。
她终于安静下来,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,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,大概过了五分钟,我放开她。
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,不安的问道:“查完了?”
“查完了。”我说,同时起身,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“看吧,我就说有用!”她竟然还得意。
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我问她。
她点头。
“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。”
“不用了。到站我就返回巴黎。”她说。
“要是再遇到检票呢?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?”我有些生气。
“怎么着?怕我丢中国人的脸?”她笑看着我。
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,不得已软下口吻道:“补个证不麻烦,何必给自己找事儿。”
“好吧,听你的。”她犹豫半天,终于答应,接着又笑,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,跟我说道:“谢谢你。”
“你叫什么?”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。
“阿凤。”她说。
“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。你是北方口音。”
“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,叫凤子。凤子……疯子。叫我疯子吧。”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。
“疯子,你好。我叫猴子。”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,同时伸出手去,算是与她正式认识。
“猴子。你该不会姓孙吧。”她说着与我握手,想当然的猜我的姓。
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,我叫孙宁,她猜对了。
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,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、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,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。
下了火车,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,她拒绝了,我也没有坚持。她长得这么好看,又这么灵活,相信即使没有护照,也能平安回家。
萍水相逢,无有所图,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。
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,我步行去市中心,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。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读书的时候来过,过去几年,也经常过来开会。这么多年过去,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。
当然,我喜欢它没变化。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,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,现在仔细看过去,仿佛也没什么特别。精品店里卖巧克力、茶具、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,并无什么新鲜;满大街的游客,人人都拿着相机,拍人和建筑物,表明到此一游。
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,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。
后来我丧气的想,我还不如吃完午饭,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。
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,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,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。
白人服务生看到我,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:“又一位同志,今天第十九位。”
“我不是同志,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。”我用法语说道,“还有,我要那张桌子,别跟我说有人预定。”
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,带我去了靠窗的位置。我刚刚坐下,听到有人用中文在我背后叫:“猴子!”
我一回头,看到那个自称“疯子”的红衣女人正从后面的座位起身向我走过来。布鲁塞尔太小,这样的偶遇并不稀奇,尤其对于游客来说,。但我依然在那一瞬间,相信了某种被称为缘分的东西。
“我刚才要这个位置他不给我,说是有人定了。你什么时候定的位置?”疯子说着话,也不等我招呼,便在我对面坐下。
我抬头问那位叫乔治的服务生,“乔治,我是什么时候订的位置?”
乔治看着我眨了眨眼睛,似乎在猜测我跟眼前这个女人的关系,终于,他转头对疯子说:“不好意思,女士,刚才是我弄错了。请让我送一杯酒给您,表示我的歉意。”
我得寸进尺的说:“她听不懂法语。”
乔治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,疯子听完跟他说:“希望你下次不会再弄错。”
我迅速点单,从头盘到甜品,一样也没落下。
等乔治走开,我感觉到疯子盯着我的目光,我抬头看她:“怎么了?”
“我在想,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,即使不假扮情侣,你应该也能让我过关。”疯子笑着说道。
“为什么?”
“不穿那件外套的你,长了一张常年出入欧盟总部的脸,他们不会为难你。”
“乔治还是个小孩子,他看不出你才是应该被招待的贵客。”我笑说,由于中午天气变热,我早就脱掉外套,这会儿身上是衬衣西裤。
“你说得对。我是不应该跟小孩子计较。谢谢你帮我出口气,祝你用餐愉快。”疯子说着要起身。
我伸手将她按在座位上,“我点了两份,一起吃。”
“我饱了。”她说,明显是在耍大小姐脾气。大概平时去哪里都被捧着惯了,今天竟被一个男服务生歧视,令她自尊心受损。
“好吧,我陪你换一家。”我说着起身。
“算了。”疯子又改变了主意,“他不是说送一杯酒嘛!不要白不要。”
我发现我有点了解她了,她不是那种会真正发脾气的人。
“怎么样?去大使馆顺利吗?”我再次坐了下来,顺理成章转移了话题。
“顺利。”她说。
“打算玩一下再回巴黎?”我又问。
“最好不用再回去。”她说。
“想回国?”
她摇头,“我觉得布鲁塞尔挺好的,刚才从长廊那里逛过来,那里真美,可以在那下面开一间巧克力店,要是有长成你这样的人去买,可以狠狠的敲一笔。”
“我像是容易被骗的?”
“你像是有钱的。”
“咱们右边桌子正对着你的两个男人,你觉得他们谁长得比较有钱?”我逗她,知道她还是在为乔治把靠窗的位置给了我而没有给她耿耿于怀,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她这种小心眼很可爱。
她接受我的挑战,手撑着头假装看餐厅的画,实际是在打量右边桌子上的两个人,样子看起来无比认真,终于得出结论说,左边的比较有钱。
我笑,知道她一生应该都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。我告诉她,右边男人应该是左边男人上司。
“凭什么?”她希望我说出原因。
“凭经验。”我说。
“好吧,我确实没什么职场经验。”她说,“那么像你这样的人,为什么会一个人出来旅行?”
“我是什么样的人?”
“掌握世界经济命脉的人啊。”她说着捂嘴笑,再次体现她的厚道,稍微讽刺别人便觉不好意思。
我自然不会因为她的讽刺而不高兴,我在犹豫要不要跟她说真话,但最终觉得,也没什么好隐瞒的,“开了五天会,太累了,逃一天班。”我告诉她。
她笑出声,“真的吗?”
“真的。”
“会有什么后果?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生意谈不成,也可能一切都照常进行。”我说,想着巴黎会议室里这会儿的情形,应该还没吵完,否则薛琪会找到我的。
“如果生意谈不成会怎样?”疯子问我。
“谈不成我就留在布鲁塞尔,去你开的巧克力店买巧克力。”我笑说。
她听我这么一说,又眯眼笑起。我发现她很爱笑,而且笑得极有感染力,我总是不自觉的被传染。
我跟疯子好好的吃了一顿饭,从头盘到甜品,花完两个小时,从王小波谈到马克思。我从不知道在工作以外,我也能有这样好的表达力。
吃完饭,我们在城里瞎逛。她在老区的每个橱窗前都逗留很久,我看着我们的影子倒映在橱窗里,意外的沉静,我想我会记着这场景。
我们经过萨布隆大教堂,有人在那里结婚。所有人都争抢着要去跟新郎新娘拍照,他们脸上洋溢着显而易见的幸福。
我带她去郊外看原子球塔,再次回到市区已经五六点钟,她说有人从巴黎来接她,她得回去了。我心里不舍,但却无法挽留。
我站在街边,正要跟她告别,却忽然听她说道:“你看,那里有个雕像。”
我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过去,果然看到一个人形雕像,那人穿着风衣,手插口袋,低头前行,样子忧伤。布鲁塞尔跟巴黎不一样,巴黎的雕像无论是人还是马,基本上都是昂扬的。可是布鲁塞尔的雕像,总是有太多的情绪。譬如一条看上去无比欢快的狗,譬如一个看上去有些寂寞的人。
疯子对雕像产生了兴趣,她从大路上下去,走到了雕像的旁边。我跟在她后面,看到了雕像下面的说明,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家。可惜我没听过这个音乐家的名字,不知道他的故事。
疯子站在雕像下面,指着那位音乐家的脸说:“我早上在火车上第一眼看到你,你也是这个表情。”
我笑,“男人们偶尔都会有些厌世。”
她没再说什么,我心里渐渐升起一种难过的感觉。
“前面就是车站,我送你过去吧。”最终,还是她主动告别。
我说不用了,人生何处不相逢,说不定我们回头在巴黎还能碰到。但事实上我知道,我们不可能在巴黎碰到。巴黎跟布鲁塞尔不一样,它太大。
她没有坚持,我跟她挥手告别,大步往中央车站走去。欧陆夏季,白天悠长,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几乎刚刚偏离中天,照的人眼花缭乱。我为躲避暴晒,快速的进到车站里面,行走在椭圆的幽长通道,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忘了一件事,我还没有问“疯子”真实的名字叫什么。
想到这里,我即刻掉头往车站外面走,谁知刚走了两部,便听到“轰隆”的一声,那声音巨大,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。我顿时有些发懵,但想着最近的局势,我拔腿便往外面跑。
通道里的其他人看我往外跑,便也都跟着跑起来,接着我们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往我们相反的方向跑,同时对我们说:“快点离开!快!”
我心里害怕,有那么一瞬间忍不住的想,如果那轰隆声再次响起,这通道里四面的墙都塌下来,我该怎么办。或者那时候已经轮不到我想怎么办,我会彻底解脱。
然而那轰隆声到底没再想起,墙也没有塌下来。我跑到了出口,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,显然,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还害怕。
“猴子!”我听到有人叫我。
我抬头,寻找声音来源,接着便看到了“疯子”,离我五十米远的地方,她逆着人群向我跑过来,像是一朵风暴中的牡丹花。
我疯了一样的向她跑过去,伸手护住她的肩,隔开周围冲撞的人群,我大声问她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
“他们说里面发生爆炸,我得过来看你有没有事。”她也大声回复。
“我没事!”我护着她,跟着人群继续往外围走,周围警察已经全都上来,一边疏散人群,一边布警戒线。
我们被引导撤到了大广场那边,周围的人都在猜测事态的严重程度。警察和消防车陆续的往这边开,空中回荡着刺耳的警戒声。
“走吧,找辆车回巴黎。再晚可能就走不了啦。”我紧紧的拉着“疯子”的手,当机立断的说。这种情况,交通关闭是迟早的事。
“你看那边,警察是不是开始查护照了?”“疯子”拽我的衣袖,轻轻说道。
我往不远处看了一眼,果然有警察开始布障查证,发生这样的事,警察这种做法是常规排查,意料中事。
我回头看“疯子”,她神色有些慌张,我立即问:“你没去大使馆□□?”
她抿紧嘴唇,摇了摇头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这种情形之下,没有护照,跟在火车上不一样。在火车上被查出来,顶多会把人交到大使馆。可是这种情形,势必要去各种警察机关走一遭。
“你明知道自己没有护照,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回来!”我一着急,本性发作,开始骂人。
她大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,当即甩开我的手,转头就走。她走得太急,丝毫没有留意到一个警察正从她的左边追上去。
我毫无办法,即使打电话给领事馆也来不及了。我不及多想,快速的追上她,一把将她捞进怀里,装作刚找到她的样子说:“宝贝儿,原来你在这里,吓死我了!”
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一脸惊讶的看着我,身体试图挣脱我的怀抱。我又搂紧了她,低头在她耳边说:“警察就在旁边,别动。”
她刚安静下来,我就听见警察的声音,“你们两个,护照!”
我装作没听到警察的话,紧紧的搂着疯子,又是亲她脸颊,又是抚她额头,仿佛她真的是我的情人,我在全力释放着刚才寻找她时的那种害怕和惶恐。
“嗨,你们两个,从哪里来?”警察依然不放弃。
我抱着疯子用法语回答:“巴黎,我们是早上从巴黎过来的。”
警察终于走开,我抱着疯子的手却没有放下。我再次在她耳边说话:“告诉我,你叫什么名字?”
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见她说:“放开我,我看到我丈夫了。”
“你丈夫?”我有些没听明白,但还是放开了她。
“他从巴黎过来找我,刚到这里。”她说着提了提身上的衬衫,“我看到他了,我要过去找他,他带着我的护照。”
那一刻,我几乎有一种爆炸再次发生的错觉,我又一次说道:“告诉我,你的名字。”
她摇头,“那不重要。”
接着她从我身边走掉,我一时有些难以置信。就好像刚才看她逆着人群向我跑来时那样的难以置信。
最终,我找到了一辆车,在交通封闭之前,回到了法国境内。
越过国境线的那一刻,我忽然很想念方果儿,我拿出手机给她发短信,我说:“果儿,我想通了,也许我们可以要个孩子。”
方果儿的短信始终没有回过来。我扭开收音机,里面正在播报新闻:今日,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发现不明□□,暂时无人伤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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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6月3号,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,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,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,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,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,坐在了我的对面。那一天,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。
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,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,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,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,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。
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,但是努力了几秒钟,不得不放弃。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,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。
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,必要场合,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。我们在一起七年,每次在谈论结婚时,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。她想要孩子,我不想。
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,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:“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,你一定要明白,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。”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,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。
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,我不想要孩子,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。
有很多次,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。虽然我不想要孩子,但是我得结婚。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,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,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,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。
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,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,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。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,是因为没有时间。
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,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,如果分手,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,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,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。毕竟我任职国企,她是公务员,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。
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,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,我抬头,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。我问她笑什么,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。
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,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,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。
不过初中过后,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,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:“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,人一天天老下去,奢望也一天天消失,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,什么也锤不了我。”
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,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,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,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。
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,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;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,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。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,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,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。
“请问这趟车去哪儿?”
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,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。
“布鲁塞尔、欧盟总部。”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,很明显,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,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,到了这个年纪,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,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。
“布鲁塞尔。”她重复道,接着问我:“你去工作?”
我摇了摇头,“随便走走。”
“那咱俩差不多。”她说。
我笑,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,她才会这样问,不过她到底厚道,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,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,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。
“布鲁塞尔不大,但是很有意思。除了撒尿小童、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,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。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,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。
“我知道天鹅咖啡馆,马克思写《□□宣言》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我又笑,因为她的气质、打扮,实在跟马克思和《□□宣言》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但我很快又意识到,这是偏见。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,而我这种人,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。
“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?”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。
“我以为你是。”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。
我一愣,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。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,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,当时匆忙套上,没有留意过图案。
我脱下外套,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,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,于是重新穿在身上。
我衣服还没穿好,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,小声说道:“检票的来了。”
我回头一看,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,开始查看乘客车票。
“你没票?”我问红衣女人。
她摇头,“嗯。”
“可以补。”
“我没带护照。”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,我没听清楚,又问了一遍。她趴在桌子上,身体前倾,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,又轻轻说了一遍,“我没带护照。快,帮我!”
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,我已经开始骂人了,出门不带护照,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。
但鉴于她是个远在异地他乡的国人,我还是压着不耐问道:“怎么帮?”
“坐到我这边来,假装在吻我!”她说完在位置上坐正,取下墨镜,同时轻轻拍了拍她身边的位置。
我本来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无稽,但是在她摘下墨镜的那一刻,我动摇了。那张脸不施粉黛,也不再年轻,但却意外的好看。妩媚中带着英气,跟我钟爱的红色正好相配。事实上,我从未见过一张跟红色如此相配的脸。
我起身移到她旁边,这个时候检票员离我们还有几排的距离。
“快点!别让他发现我们是在作假!”她说着拽我坐下来,迅速的将头靠在我肩膀上。她有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,柔软发丝触到我的脖子和下巴,像是某种特殊布料的触感。
“你确定这样可以?”虽然说不出拒绝的话,但我心里对这样的胡闹还有些犹疑。
“一定可以!这里是法国,即使世界大战,他们也不会打扰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。”她说着主动将手搭上我的肩膀,再次提醒催促我快点。
我不得不搂住她的肩膀,低头靠近她,伴随着她温柔体香袭来的,是某种危险的预感。
多年来,我恪守一个好男人的准则,自打跟方果儿在一起后,从未跟其他任何女人有过苟且。
好笑的是,这在方果儿眼里并不算是一个优点。很久以前,在我们还有心思吵架的时候,她说我薄情寡义,引用的例证是我把一位喜欢我的女下属降职调离公司总部。
“就算你不喜欢她,但是她那么喜欢你,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,都应该对她留些余地。可是你却为了自己的名声,不惜毁了她的职业生涯,这就是你!”方果儿这样控诉我。
我记得自己当时气炸了,我跟方果儿说,从此以后我来者不拒,你最好不要后悔。她说你有本事做给我看!
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做到来者不拒,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有为青年,在这个圈内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,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个位置,我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,不能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丢掉光明大道。
“再近点!”红衣女人在我耳边说道,是惯于命令的语气,她丝毫没有诱惑我的意思,完全是在利用我。
我将她的头按在我胸前,右手穿过她的长发,捂着她的半年脸颊,同时靠近她,嘴唇贴在我自己的手上。她头发做了很好的遮挡,我相信这是不会被人发现的借位。
“你手放开点,憋死我了。”她抱怨,下巴颏贴着我胸口一上一下。
“别说话!人过来了。”我闭着嘴,嘟囔了几个字。
她终于安静下来,我的嘴唇始终贴着自己的手,同时在心里默算着时间,大概过了五分钟,我放开她。
她扒着座椅靠背往后看一眼,不安的问道:“查完了?”
“查完了。”我说,同时起身,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“看吧,我就说有用!”她竟然还得意。
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我问她。
她点头。
“下火车我陪你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。”
“不用了。到站我就返回巴黎。”她说。
“要是再遇到检票呢?再找一个男人跟你假扮情侣?”我有些生气。
“怎么着?怕我丢中国人的脸?”她笑看着我。
我瞬间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气有些莫名其妙,不得已软下口吻道:“补个证不麻烦,何必给自己找事儿。”
“好吧,听你的。”她犹豫半天,终于答应,接着又笑,眼睛眯起好看的形状,跟我说道:“谢谢你。”
“你叫什么?”我开始忍不住的想要跟她说话。
“阿凤。”她说。
“阿凤是广东人的叫法。你是北方口音。”
“那就按照北京规矩来,叫凤子。凤子……疯子。叫我疯子吧。”她临时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。
“疯子,你好。我叫猴子。”我饶有兴致的跟她鬼扯,同时伸出手去,算是与她正式认识。
“猴子。你该不会姓孙吧。”她说着与我握手,想当然的猜我的姓。
猴子是我学生时代的外号,我叫孙宁,她猜对了。
我们又聊了些有的没的,我没有打听她为什么会不带护照、不买车票的出现在这趟车上,她也没有问我何以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现在这里。
下了火车,我说陪她去大使馆办临时证件,她拒绝了,我也没有坚持。她长得这么好看,又这么灵活,相信即使没有护照,也能平安回家。
萍水相逢,无有所图,未必不是一段美好记忆。
我们在火车站门口告别,我步行去市中心,到达大广场地带大概用了十多分钟。布鲁塞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读书的时候来过,过去几年,也经常过来开会。这么多年过去,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跟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。
当然,我喜欢它没变化。然而行程比我想的无聊,以前开会路过时看到的那些美景,现在仔细看过去,仿佛也没什么特别。精品店里卖巧克力、茶具、丁丁历险记的手工制品,并无什么新鲜;满大街的游客,人人都拿着相机,拍人和建筑物,表明到此一游。
有说粤语的一家人询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,我用法语拒绝了他们。
后来我丧气的想,我还不如吃完午饭,回去巴黎的会议室好了。
我去天鹅咖啡馆吃午饭,里面多半都是中国人,自然是慕着马克思的名义而来。
白人服务生看到我,借着跟他同伴打招呼的时机说:“又一位同志,今天第十九位。”
“我不是同志,我只是饿了来找吃的。”我用法语说道,“还有,我要那张桌子,别跟我说有人预定。”
白人小伙子撇了撇嘴,带我去了靠窗的位置。我刚刚坐下,听到有人用中文在我背后叫:“猴子!”
我一回头,看到那个自称“疯子”的红衣女人正从后面的座位起身向我走过来。布鲁塞尔太小,这样的偶遇并不稀奇,尤其对于游客来说,。但我依然在那一瞬间,相信了某种被称为缘分的东西。
“我刚才要这个位置他不给我,说是有人定了。你什么时候定的位置?”疯子说着话,也不等我招呼,便在我对面坐下。
我抬头问那位叫乔治的服务生,“乔治,我是什么时候订的位置?”
乔治看着我眨了眨眼睛,似乎在猜测我跟眼前这个女人的关系,终于,他转头对疯子说:“不好意思,女士,刚才是我弄错了。请让我送一杯酒给您,表示我的歉意。”
我得寸进尺的说:“她听不懂法语。”
乔治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,疯子听完跟他说:“希望你下次不会再弄错。”
我迅速点单,从头盘到甜品,一样也没落下。
等乔治走开,我感觉到疯子盯着我的目光,我抬头看她:“怎么了?”
“我在想,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,即使不假扮情侣,你应该也能让我过关。”疯子笑着说道。
“为什么?”
“不穿那件外套的你,长了一张常年出入欧盟总部的脸,他们不会为难你。”
“乔治还是个小孩子,他看不出你才是应该被招待的贵客。”我笑说,由于中午天气变热,我早就脱掉外套,这会儿身上是衬衣西裤。
“你说得对。我是不应该跟小孩子计较。谢谢你帮我出口气,祝你用餐愉快。”疯子说着要起身。
我伸手将她按在座位上,“我点了两份,一起吃。”
“我饱了。”她说,明显是在耍大小姐脾气。大概平时去哪里都被捧着惯了,今天竟被一个男服务生歧视,令她自尊心受损。
“好吧,我陪你换一家。”我说着起身。
“算了。”疯子又改变了主意,“他不是说送一杯酒嘛!不要白不要。”
我发现我有点了解她了,她不是那种会真正发脾气的人。
“怎么样?去大使馆顺利吗?”我再次坐了下来,顺理成章转移了话题。
“顺利。”她说。
“打算玩一下再回巴黎?”我又问。
“最好不用再回去。”她说。
“想回国?”
她摇头,“我觉得布鲁塞尔挺好的,刚才从长廊那里逛过来,那里真美,可以在那下面开一间巧克力店,要是有长成你这样的人去买,可以狠狠的敲一笔。”
“我像是容易被骗的?”
“你像是有钱的。”
“咱们右边桌子正对着你的两个男人,你觉得他们谁长得比较有钱?”我逗她,知道她还是在为乔治把靠窗的位置给了我而没有给她耿耿于怀,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她这种小心眼很可爱。
她接受我的挑战,手撑着头假装看餐厅的画,实际是在打量右边桌子上的两个人,样子看起来无比认真,终于得出结论说,左边的比较有钱。
我笑,知道她一生应该都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。我告诉她,右边男人应该是左边男人上司。
“凭什么?”她希望我说出原因。
“凭经验。”我说。
“好吧,我确实没什么职场经验。”她说,“那么像你这样的人,为什么会一个人出来旅行?”
“我是什么样的人?”
“掌握世界经济命脉的人啊。”她说着捂嘴笑,再次体现她的厚道,稍微讽刺别人便觉不好意思。
我自然不会因为她的讽刺而不高兴,我在犹豫要不要跟她说真话,但最终觉得,也没什么好隐瞒的,“开了五天会,太累了,逃一天班。”我告诉她。
她笑出声,“真的吗?”
“真的。”
“会有什么后果?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生意谈不成,也可能一切都照常进行。”我说,想着巴黎会议室里这会儿的情形,应该还没吵完,否则薛琪会找到我的。
“如果生意谈不成会怎样?”疯子问我。
“谈不成我就留在布鲁塞尔,去你开的巧克力店买巧克力。”我笑说。
她听我这么一说,又眯眼笑起。我发现她很爱笑,而且笑得极有感染力,我总是不自觉的被传染。
我跟疯子好好的吃了一顿饭,从头盘到甜品,花完两个小时,从王小波谈到马克思。我从不知道在工作以外,我也能有这样好的表达力。
吃完饭,我们在城里瞎逛。她在老区的每个橱窗前都逗留很久,我看着我们的影子倒映在橱窗里,意外的沉静,我想我会记着这场景。
我们经过萨布隆大教堂,有人在那里结婚。所有人都争抢着要去跟新郎新娘拍照,他们脸上洋溢着显而易见的幸福。
我带她去郊外看原子球塔,再次回到市区已经五六点钟,她说有人从巴黎来接她,她得回去了。我心里不舍,但却无法挽留。
我站在街边,正要跟她告别,却忽然听她说道:“你看,那里有个雕像。”
我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过去,果然看到一个人形雕像,那人穿着风衣,手插口袋,低头前行,样子忧伤。布鲁塞尔跟巴黎不一样,巴黎的雕像无论是人还是马,基本上都是昂扬的。可是布鲁塞尔的雕像,总是有太多的情绪。譬如一条看上去无比欢快的狗,譬如一个看上去有些寂寞的人。
疯子对雕像产生了兴趣,她从大路上下去,走到了雕像的旁边。我跟在她后面,看到了雕像下面的说明,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家。可惜我没听过这个音乐家的名字,不知道他的故事。
疯子站在雕像下面,指着那位音乐家的脸说:“我早上在火车上第一眼看到你,你也是这个表情。”
我笑,“男人们偶尔都会有些厌世。”
她没再说什么,我心里渐渐升起一种难过的感觉。
“前面就是车站,我送你过去吧。”最终,还是她主动告别。
我说不用了,人生何处不相逢,说不定我们回头在巴黎还能碰到。但事实上我知道,我们不可能在巴黎碰到。巴黎跟布鲁塞尔不一样,它太大。
她没有坚持,我跟她挥手告别,大步往中央车站走去。欧陆夏季,白天悠长,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几乎刚刚偏离中天,照的人眼花缭乱。我为躲避暴晒,快速的进到车站里面,行走在椭圆的幽长通道,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忘了一件事,我还没有问“疯子”真实的名字叫什么。
想到这里,我即刻掉头往车站外面走,谁知刚走了两部,便听到“轰隆”的一声,那声音巨大,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。我顿时有些发懵,但想着最近的局势,我拔腿便往外面跑。
通道里的其他人看我往外跑,便也都跟着跑起来,接着我们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往我们相反的方向跑,同时对我们说:“快点离开!快!”
我心里害怕,有那么一瞬间忍不住的想,如果那轰隆声再次响起,这通道里四面的墙都塌下来,我该怎么办。或者那时候已经轮不到我想怎么办,我会彻底解脱。
然而那轰隆声到底没再想起,墙也没有塌下来。我跑到了出口,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,显然,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还害怕。
“猴子!”我听到有人叫我。
我抬头,寻找声音来源,接着便看到了“疯子”,离我五十米远的地方,她逆着人群向我跑过来,像是一朵风暴中的牡丹花。
我疯了一样的向她跑过去,伸手护住她的肩,隔开周围冲撞的人群,我大声问她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
“他们说里面发生爆炸,我得过来看你有没有事。”她也大声回复。
“我没事!”我护着她,跟着人群继续往外围走,周围警察已经全都上来,一边疏散人群,一边布警戒线。
我们被引导撤到了大广场那边,周围的人都在猜测事态的严重程度。警察和消防车陆续的往这边开,空中回荡着刺耳的警戒声。
“走吧,找辆车回巴黎。再晚可能就走不了啦。”我紧紧的拉着“疯子”的手,当机立断的说。这种情况,交通关闭是迟早的事。
“你看那边,警察是不是开始查护照了?”“疯子”拽我的衣袖,轻轻说道。
我往不远处看了一眼,果然有警察开始布障查证,发生这样的事,警察这种做法是常规排查,意料中事。
我回头看“疯子”,她神色有些慌张,我立即问:“你没去大使馆□□?”
她抿紧嘴唇,摇了摇头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这种情形之下,没有护照,跟在火车上不一样。在火车上被查出来,顶多会把人交到大使馆。可是这种情形,势必要去各种警察机关走一遭。
“你明知道自己没有护照,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回来!”我一着急,本性发作,开始骂人。
她大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,当即甩开我的手,转头就走。她走得太急,丝毫没有留意到一个警察正从她的左边追上去。
我毫无办法,即使打电话给领事馆也来不及了。我不及多想,快速的追上她,一把将她捞进怀里,装作刚找到她的样子说:“宝贝儿,原来你在这里,吓死我了!”
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一脸惊讶的看着我,身体试图挣脱我的怀抱。我又搂紧了她,低头在她耳边说:“警察就在旁边,别动。”
她刚安静下来,我就听见警察的声音,“你们两个,护照!”
我装作没听到警察的话,紧紧的搂着疯子,又是亲她脸颊,又是抚她额头,仿佛她真的是我的情人,我在全力释放着刚才寻找她时的那种害怕和惶恐。
“嗨,你们两个,从哪里来?”警察依然不放弃。
我抱着疯子用法语回答:“巴黎,我们是早上从巴黎过来的。”
警察终于走开,我抱着疯子的手却没有放下。我再次在她耳边说话:“告诉我,你叫什么名字?”
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见她说:“放开我,我看到我丈夫了。”
“你丈夫?”我有些没听明白,但还是放开了她。
“他从巴黎过来找我,刚到这里。”她说着提了提身上的衬衫,“我看到他了,我要过去找他,他带着我的护照。”
那一刻,我几乎有一种爆炸再次发生的错觉,我又一次说道:“告诉我,你的名字。”
她摇头,“那不重要。”
接着她从我身边走掉,我一时有些难以置信。就好像刚才看她逆着人群向我跑来时那样的难以置信。
最终,我找到了一辆车,在交通封闭之前,回到了法国境内。
越过国境线的那一刻,我忽然很想念方果儿,我拿出手机给她发短信,我说:“果儿,我想通了,也许我们可以要个孩子。”
方果儿的短信始终没有回过来。我扭开收音机,里面正在播报新闻:今日,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发现不明□□,暂时无人伤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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