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0章 大项目
第260章大项目
东北小城。
进入四月,东北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,早晚凉,中午暖和,可以脱掉还很厚实的外套,穿件卫衣或针织衫。
教室里,姚跃民正给同学们上课。
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;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
“想读懂一首诗词,必先了解写作背景。
1925年晚秋,教员离开韶山,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,途经长沙,重游橘子洲时写了这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教员对长沙是很有感情的,当年求学和早期革命运动全在长沙。这叫峥嵘岁月,青春年少,几个同学在一块意气风发,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,既赞叹锦绣河山之壮美,又悲愤大好山河之沦陷……”
“此为崇高之美,心忧天下,豪气干云!”
同学们可喜欢上姚跃民的课了。
他是代入教学,沉浸其中,讲鲁迅痛惜涕泪,讲李白肆意潇洒,讲三国大骂司马老贼,讲红楼又柔情婉转……
此番讲教员也是,眨眼就一节课过去。
姚跃民入戏快,抽离也快,下课铃就像某种开关,叮铃铃一响刷的又道貌岸然像个人。
不顾意犹未尽的学生们,抱着书就闪回办公室。
他资历深,业务能力强,就有时太投入了,时常在课堂上说些敏感话题,搞的没当上语文教研组长。
自己也不在乎,在学校人缘好,工资还行,体制内有社保,儿子出息,差个儿媳妇就齐活了。
“老姚,听说昨晚上二人世界,吃烤肉去了?还拿着花!”
他一进门,就遭到同事打趣,道:“吃烤肉咋了,拿花咋了?生活可以简单,但不可以粗糙,懂不懂?”
“哟,你看姚老师这境界,难怪两口子感情那么好,我家那个连大葱都没给我买过。”
“人家孩子也出息呢,哎老姚,啥时候开大轿车接你们去京城啊?”
姚远开个破雅阁回来,春节走一遭,全家属院都知道了。
成为了办公室固定的一个梗,没事就开玩笑,也就姚跃民心态好,乐呵呵全盘接受,当然心里也有点鄙视。
你们知道我儿子干啥的?
起码千万家产知道不?!
还大轿车,我现在私房钱都涨到了3百零5块了!能买61包红河!
去过老师办公室的就知道,压根没想象中的那么严肃,活跃的很,没事总聊天。如果哪个学生不幸被叫去训话,那是全屋的乐子。
所有老师都在偷听,可八卦了。
说着说着,忽有人道:“哎姚老师,伱听过刀郎的歌么?”
“听过,咋了?”
“你知道他是谁么?”
“嗯??”
姚跃民一愣,不知从何时起,小城的大街小巷只放两首歌,一首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,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逃都逃不开。
袁丽萍不爱听歌的人都能哼哼几句。
这会一问,他奇道:“是啊,我就知道叫刀郎,别的啥也不清楚。”
“就说呢,我昨天想买张专辑都没有,老板都说不知道,连长啥样都不知道。”
“嘿嘿,整的还挺神秘。”
一个小小的话题,谁也没放在心上,谁也不会去查为什么这两首歌不知不觉的火了起来。
姚跃民也没放在心上,下午又上了两节语文课,坐等下班。时间一到,骑着车子闪人,没等袁丽萍。
袁丽萍是数学教研组长,班主任,业务骨干,家长都抢着找她补课,经常占用晚自习,甚至会一招秘术:
体育老师消失之术!
但姚跃民也没回家,到了邮政门口的一家书刊店,卖书、报刊、碟片之类。
他进去,直接找互联网的相关报刊,看有没有儿子的报道,有就会买,回家仔仔细细的剪下来,做剪报。
剪报,这东西距现在可太遥远了,小孩子听都没听过。
流行于80、90年代,弄一个大本子,把报纸上看到的有价值的文字、图片剪下来,贴在上面,积累一本又一本。
还是有价值的,都是历史资料。
嗯,儿子搞互联网,爹搞剪报,时代的参差……
他找到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,有提到姚远或者99旗下的产业,拿去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:“有刀郎的歌么?”
“……”
老板郁闷的瞟了他一眼,道:“没专辑,单曲要不要?”
“单单曲??”
“我跟你讲,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想出来的,这么好的歌,这么受欢迎,诶,就给你弄两首。
开始两首都没有,就一首。
好像春节过后吧,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,反正就火了,火了之后又传出来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没照片,没资料,上头发行商都不知道找谁,全是民间流传。连盗版都做不成,你说是专辑,人家买回去一听,就特么两首歌,不捶你就不错了!
就知道叫刀郎,特么的刀郎是谁啊?!!”
“不至于不至于,不就是唱歌的么?”
“那都是钱啊!连沈城都在放他的歌,偏偏找不着人,我们卖也卖不了,太坑了!”
…………
京城。
卞钢正跟几个哥们喝酒。
他四十多岁,是个音像发行商,从90年代开始做,从广州做到京城,小有身家。
从改革开放商业歌曲诞生,到90年代初期,音乐发行一直是官方的活,有个单位叫“音像出版社”。
那会钱最好赚,老百姓需要音乐,广州的太平洋唱片公司,一年赚的钱能盖一栋大楼,印专辑就跟印人民币一样。
后来政策放开,民营也能搞发行了,于是一夜之间涌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发行商。
当时的环境是:每年固定搞销售会,全国的发行商齐聚广州,现场听,觉得这专辑不错,马上就订货,觉得不好听,那就少订。
再由这些发行商,把专辑带到全国各地,逐层分包,下沉到乡镇。
90年代内地乐坛全盘崛起,歌星无数,盗版猖獗,即便猖獗也能挣钱。比如一盒磁带10块钱,唱片公司拿8毛-1块,零售商拿1块5。
剩下全是发行商的。
但现在不好赚了,一个是唱片业集体萎靡,另一个是大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部门,竞争激烈。
广州,一度是南派音乐的大本营,如今留下一地的酒吧和夜总会,音乐是越来越没落了。
于是卞钢跑到京城来,混呗,在干不动之前尽量多赚点。
(还有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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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小城。
进入四月,东北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,早晚凉,中午暖和,可以脱掉还很厚实的外套,穿件卫衣或针织衫。
教室里,姚跃民正给同学们上课。
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;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
“想读懂一首诗词,必先了解写作背景。
1925年晚秋,教员离开韶山,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,途经长沙,重游橘子洲时写了这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教员对长沙是很有感情的,当年求学和早期革命运动全在长沙。这叫峥嵘岁月,青春年少,几个同学在一块意气风发,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,既赞叹锦绣河山之壮美,又悲愤大好山河之沦陷……”
“此为崇高之美,心忧天下,豪气干云!”
同学们可喜欢上姚跃民的课了。
他是代入教学,沉浸其中,讲鲁迅痛惜涕泪,讲李白肆意潇洒,讲三国大骂司马老贼,讲红楼又柔情婉转……
此番讲教员也是,眨眼就一节课过去。
姚跃民入戏快,抽离也快,下课铃就像某种开关,叮铃铃一响刷的又道貌岸然像个人。
不顾意犹未尽的学生们,抱着书就闪回办公室。
他资历深,业务能力强,就有时太投入了,时常在课堂上说些敏感话题,搞的没当上语文教研组长。
自己也不在乎,在学校人缘好,工资还行,体制内有社保,儿子出息,差个儿媳妇就齐活了。
“老姚,听说昨晚上二人世界,吃烤肉去了?还拿着花!”
他一进门,就遭到同事打趣,道:“吃烤肉咋了,拿花咋了?生活可以简单,但不可以粗糙,懂不懂?”
“哟,你看姚老师这境界,难怪两口子感情那么好,我家那个连大葱都没给我买过。”
“人家孩子也出息呢,哎老姚,啥时候开大轿车接你们去京城啊?”
姚远开个破雅阁回来,春节走一遭,全家属院都知道了。
成为了办公室固定的一个梗,没事就开玩笑,也就姚跃民心态好,乐呵呵全盘接受,当然心里也有点鄙视。
你们知道我儿子干啥的?
起码千万家产知道不?!
还大轿车,我现在私房钱都涨到了3百零5块了!能买61包红河!
去过老师办公室的就知道,压根没想象中的那么严肃,活跃的很,没事总聊天。如果哪个学生不幸被叫去训话,那是全屋的乐子。
所有老师都在偷听,可八卦了。
说着说着,忽有人道:“哎姚老师,伱听过刀郎的歌么?”
“听过,咋了?”
“你知道他是谁么?”
“嗯??”
姚跃民一愣,不知从何时起,小城的大街小巷只放两首歌,一首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,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逃都逃不开。
袁丽萍不爱听歌的人都能哼哼几句。
这会一问,他奇道:“是啊,我就知道叫刀郎,别的啥也不清楚。”
“就说呢,我昨天想买张专辑都没有,老板都说不知道,连长啥样都不知道。”
“嘿嘿,整的还挺神秘。”
一个小小的话题,谁也没放在心上,谁也不会去查为什么这两首歌不知不觉的火了起来。
姚跃民也没放在心上,下午又上了两节语文课,坐等下班。时间一到,骑着车子闪人,没等袁丽萍。
袁丽萍是数学教研组长,班主任,业务骨干,家长都抢着找她补课,经常占用晚自习,甚至会一招秘术:
体育老师消失之术!
但姚跃民也没回家,到了邮政门口的一家书刊店,卖书、报刊、碟片之类。
他进去,直接找互联网的相关报刊,看有没有儿子的报道,有就会买,回家仔仔细细的剪下来,做剪报。
剪报,这东西距现在可太遥远了,小孩子听都没听过。
流行于80、90年代,弄一个大本子,把报纸上看到的有价值的文字、图片剪下来,贴在上面,积累一本又一本。
还是有价值的,都是历史资料。
嗯,儿子搞互联网,爹搞剪报,时代的参差……
他找到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,有提到姚远或者99旗下的产业,拿去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:“有刀郎的歌么?”
“……”
老板郁闷的瞟了他一眼,道:“没专辑,单曲要不要?”
“单单曲??”
“我跟你讲,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想出来的,这么好的歌,这么受欢迎,诶,就给你弄两首。
开始两首都没有,就一首。
好像春节过后吧,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,反正就火了,火了之后又传出来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没照片,没资料,上头发行商都不知道找谁,全是民间流传。连盗版都做不成,你说是专辑,人家买回去一听,就特么两首歌,不捶你就不错了!
就知道叫刀郎,特么的刀郎是谁啊?!!”
“不至于不至于,不就是唱歌的么?”
“那都是钱啊!连沈城都在放他的歌,偏偏找不着人,我们卖也卖不了,太坑了!”
…………
京城。
卞钢正跟几个哥们喝酒。
他四十多岁,是个音像发行商,从90年代开始做,从广州做到京城,小有身家。
从改革开放商业歌曲诞生,到90年代初期,音乐发行一直是官方的活,有个单位叫“音像出版社”。
那会钱最好赚,老百姓需要音乐,广州的太平洋唱片公司,一年赚的钱能盖一栋大楼,印专辑就跟印人民币一样。
后来政策放开,民营也能搞发行了,于是一夜之间涌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发行商。
当时的环境是:每年固定搞销售会,全国的发行商齐聚广州,现场听,觉得这专辑不错,马上就订货,觉得不好听,那就少订。
再由这些发行商,把专辑带到全国各地,逐层分包,下沉到乡镇。
90年代内地乐坛全盘崛起,歌星无数,盗版猖獗,即便猖獗也能挣钱。比如一盒磁带10块钱,唱片公司拿8毛-1块,零售商拿1块5。
剩下全是发行商的。
但现在不好赚了,一个是唱片业集体萎靡,另一个是大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部门,竞争激烈。
广州,一度是南派音乐的大本营,如今留下一地的酒吧和夜总会,音乐是越来越没落了。
于是卞钢跑到京城来,混呗,在干不动之前尽量多赚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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